国共合作 统一抗日
正面战场：功绩不能遗忘
“一寸山河一寸血”是曾率军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国民党军师长黄维的感叹。事隔68年，可惜我们只能通过文字来记载那样一种大气磅礴的悲壮与惨烈。
作为抗日战争中国正面战场22次会战中少数规模最为庞大的战役之一，淞沪会战中，中日双方参战的兵员总数达近百万。在两个多月时间内，中国方面先后投入地面部队包括78个师、7个独立旅、3个暂编旅、财政部税警总团、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炮兵7团、宪兵1个团，以及上海市保安总团、上海市警察总队江苏省保安团4个团，兵力总数75万人以上。还有空军的第二至第九大队等8个大队和1个暂编大队，几乎调动了当时全国所有兵力的1/3。而随着日本军队的不断增兵，其参战部队总兵力达到25万人左右，包括陆军共9个师团又2个支队(相当于1个旅团)，另有从华北的第五师团分遣出来的国崎支队，以及海军第三和第四舰队。其调动规模也是史无前例。
“我们一天要消耗一个师！”参加过淞沪会战的劳声寰说，“我们装备不如他，我们的空军有250架，对方是3000多架，在上海的黄浦江上、长江口，日军有4艘航空母舰，黄浦江和长江有一百多条军舰。我们250架飞机对3000多架飞机，怎么打啊？”
“头一仗我们的旅长就阵亡了，除了师长以外就剩下旅长，一个旅管两个团，师长都要到前面督战，后来他们都牺牲了……你想想，我们的牺牲有多大……”当年淞沪会战的军官易谨与劳声寰都已是耄耋老人，回忆往事，两位老人都泣不成声。
88师师长、后升任72军军长的孙元良后来回忆，他们一个师15000人左右，到最后，只剩下不到1/3。“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三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持五个小时死了2/3，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这是曾任第三战区司令官冯玉祥的一段话。
战争其实是两国总体实力的比较，参战的第26师副连长何聘儒战后回忆说，当时他们所在师里，一个步兵连只有3挺机枪，50多支汉阳造步枪，而且枪支时有残缺不全，有的甚至没有来复线，乃至用麻绳捆绑避免枪栓脱落。我们欠缺的也不仅是装备。劳声寰后来回忆一个很小的细节:埋锅造饭，“行军锅在那里做饭，烧得满天烟火冲天，这等于报告敌人，‘我在这里你来啊’，我们很多的部队，没有跟敌人见面就垮了，就这样被日本的炮兵、飞机给炸了。”
在一派沿江平原的淞沪战场，几乎没有任何可以防守的天然屏障。从全国各地仓促赶来的中国军队几乎连像样的工事都无法修筑，全凭血肉之躯，就这样常常整连整营战死，而后继部队的士气却从未有任何的消退，依然一往无前。
以中国军队中最精锐的第98师为例，在仅仅18天的作战中，伤亡达4960人，几乎占全师兵力的62%，其中仅阵亡的营级以下军官就达约200人。陶峙岳为师长的第8师并非中央嫡系部队，进入淞沪前线时，其装备甚至仍为20年代的汉阳造步枪为主，全师根本没有重型武器。然而在淞沪战场，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部队，全无派系争斗中的推诿，全都抱一死的守土职责。第8师参战近3星期，全师作战人员从参战时的8000余人减员至700人！在战争最为激烈的蕴藻浜战场，第78师467团迎击渡河日军，1个连在10分钟内就全部阵亡！
战争中先后有数十位少将甚至中将阵亡，甚至有中国高级将领因为失去阵地而毅然自杀成仁。战后何应钦在回忆中记载，淞沪会战中，“我军消耗竟达85师之众，伤亡官兵333500余人”。
“战事初起，国际人士一般认为，中国决不能抵抗日本的武力，抗战简直是发疯”，曹聚仁曾这样写下当时国际社会对淞沪会战的看法。但中国军队恰恰通过这样的浴血奋战赢得了国际社会尊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埃文思·卡尔逊(Evans
Carlson)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特使1937年8月抵达上海时，正值炮火连天。一个月后，他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信里这样写道:“我简直难以相信，中国人民在这样危急的时刻是那样齐心协力。就我在中国将近十年的观察，我从未见过中国人像今天这样团结，为共同的事业奋斗。”
敌后战场：作用不可低估
平型关大捷与武汉会战——国共携手共赴国难
“中国的革命，自1927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在1939年，毛泽东作出了这样的评论。这时候，抗战14年中规模最大的武汉会战已经结束。虽然这个具有光荣历史的革命名城最终落入敌手，但中国抗日战争已经摆脱了战争初期溃败民心的动摇，开始进入战争相持阶段。其根本原因，正是在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日本侵略军面对的不再仅仅是国民党的正规军，还包括东渡黄河的红军，以及正逐步被唤醒的广大中国人。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为实现这一目的，共产党作出了大量的努力。
毛泽东分析，单靠共产党的力量无法促成蒋介石下定全国抗战的最后决心。为此他多次与国民党高级将领联系，“求得他们赞助坚决抗战与国共合作的方针，求得他们开展爱国运动，积极救亡”。1937年7月平、津相继陷落后，蒋介石才下达红军改编的命令，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南京共商国防。“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国共相关谈判出现转机。当时参加国共谈判的周恩来后来回忆:“我同叶剑英参谋长到南京，开始蒋介石还没有决定给八路军以名义，但是到上海打响了，他(指蒋介石)从庐山跑回来，觉得这是全面战争了，才发布了八路军的番号，紧跟着又发布了十八集团军的番号，要我们的军队去打仗。”
此前在1937年7月14日，毛泽东、朱德已向红军下达“十天准备完毕，待命抗日”的命令。聂荣臻回忆:“7月中旬，尽管同国民党政府的谈判还没有结果，我们已经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开始酝酿部队的改编工作，着手进行开赴前线的准备了。”8月21日，蒋介石正式宣布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8月2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副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名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下辖三个师: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八路军开始东渡黄河，和国民党军队共同抗战。
以数天后爆发的平型关大捷为标志，共产党军队开始在山西广泛配合晋绥军作战。在山西战场仅两个月时间内，八路军就与国民党军队协同作战百余次，减轻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压力。1938年初，蒋介石甚至从山西抽出七个师和一个旅交给朱德和彭德怀指挥。在1938年初进行的徐州会战中，八路军在华北广泛的游击战有力牵制了日军南下的部队，为台儿庄大捷起到了直接配合作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也对此表示了赞赏。在1938年6月武汉会战中，八路军、新四军主动配合武汉保卫战，先后作战上千次之多，多次配合了浴血奋战的国民党主力部队。
在日军咄咄逼人的全线进攻面前，国共双方进行了多层面的合作。共产党方面，曾经在武汉协助国民党军队进行军政训练;中共长江局还以合法名义直接参与了武昌珞珈山军官训练班的工作，向许多国民党军官传授游击战的基本概念和重要性。在国民党方面，允许共产党在国统区设立八路军办事处，方便了共产党在国统区积蓄革命力量，筹集军需物资，并向抗日前线输送人才。作为国民革命军的一分子，武汉会战时期的国民政府也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军需用品的重要来源。蒋介石也多次公开嘉奖八路军、新四军，让全国军民加深认识和了解中共抗日的意志和决心。
武汉会战开始后，共产党中央通过武汉长江局各负责人，提醒国民政府避免再次出现此前一系列会战中采取单纯防御的作战部署导致损失过大的教训:“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甚至提醒中国军队如果在武汉会战中再损失过大，将会增加各将领对蒋介石的不满。白崇禧在其回忆录中，曾经提到他向蒋介石介绍毛泽东刚刚发表的《论持久战》，被蒋介石授权指挥武汉会战的白崇禧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并获得了蒋介石的认同。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将《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在战略上保证了武汉会战最终实现作战目标。国共两党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诸方面的密切合作，共同促使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武汉会战期间进入到黄金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