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吴越国文化
浙江大学人
杭州山明水秀，风景如画，不仅是享誉世界的自然风光胜地，而且是富有文化内涵的历史名城，中国六大古都之一。杭州是我国东南一颗璀璨的明珠，地上“天宫”，人间天堂。这“天宫”肇始于何时？这就是我们要讲的五代时期吴越国文化，由此说开去。
一、吴越国的崛起
自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史之乱起，唐王朝由盛转衰，藩镇割据愈演愈烈，战乱不已。从朱温灭唐建梁（907）至赵匡胤建宋代周（960），凡五十三年，史称五代十国时期。在此期间，中原地区先后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像走马灯似地更替着。而在南方和河东地区，先后存在过十个地方割据政权，这就是：吴、南唐、吴越、楚、闽、荆南（南平）、南汉、前蜀、后蜀、北汉，史称“十国”。五代十国的统治者，凭着武力，割据一方，各自为政，天下乱离，人民遭殃。这个时期，虽是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延续和扩大，但同时也是中国由分裂逐渐走向统一的过渡阶段。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考察而言，它是一个大动荡、大分裂、大变革的时期，既是中国社会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的重要转折，又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文化重心南移之始。五代十国时期，南方九国中，吴越立国近百年，时间最长，经济、文化发达，很值得研究。
（一）先说钱镠
作为五代时期割据政权之一的吴越国，其霸业的形成，与钱镠密切联系在一起。钱镠布衣崛起，称霸吴越，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钱镠，字具美，小名叫“婆留”，杭州临安临水里（后改为衣锦乡勋贵里）人。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壬申二月十六日，卒于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壬辰三月二十六日。出身在寒微农家，其父钱宽是个朴实的农民。据钱镠自述，七岁修文（读书），粗通文墨。尝事牧牛、砍柴。长大后，好拳勇，喜任侠。他由“喜武厌文”，进而喜读《春秋》，兼治武经诸书。十六岁时，与人结伙贩卖私盐，肩挑盐担，每担二百多斤。他说：“少贫苦，肩贩负米以养亲”。十七岁练习武艺，擅驽箭、剑戟，彪悍异常。时处唐末，政乱赋繁，人不聊生，民变兵哗，时有发生。地方诸色乡兵土团随之而起。唐懿宗咸通十三年（872），钱镠二十一岁“入军”（亦称“投军”）。据说，这时他就好读《孙子兵法》，兼温《春秋》。钱镠“入军”不是一般所说应募从军，而是聚集一些人“从军”，拉起自己的武装队伍，即民间的乡兵武装。所以，李琪为钱镠作《生祠堂碑》，称其“散家财而养士，训父子以为军”。皮光业撰《吴越国武肃王祠（庙）碑铭》则说他“大散家财，广招勇士”。可见钱镠从十六岁贩私盐到二十一岁“入军”这五、六年间是赚到一些钱，才有可能散家财，招勇士，拉起自己的队伍。钱镠自称（唐末）“江南多事，溪洞猖獗，训练义师，助州县平溪洞。”这里的“溪洞”，泛指当时农民被逼上山为“盗”或山区少数民族结寨造反。所谓“山贼”，有平民造反，也有某些不法之徒结帮为匪。这在唐末五代时期，军阀割据，官逼民反，地方混乱，各种“盗贼”武装与民间自卫武装实难明确区分。钱镠树起“助州县平溪洞”的旗号，组织一支“义师”，胜者为王，自然是他发迹的起点。
唐僖宗乾符二年（875），黄巢揭竿起义，如烈火燃烧，迅速席卷大江南北。据《吴越备史》记载，这年四月，浙西裨将王郢作乱，唐廷敕本道征兵讨伐。时石镜镇董昌乘机招兵买马，名为讨郢，实为扩大自己的势力。钱镠率“义师”投奔董昌（实与董昌联合），充石镜义兵，始为“偏将”（钱镠自称是石镜镇“百总”），骁勇绝伦，为昌所重。乾符五年（878）九月，钱镠率乡兵平定所谓“杭州山贼”朱直、安吉“流寇”孙端之乱，还参与对王仙芝“余党”曹师雄等人作战。皮光业把平朱直、孙端之役的战功归之于钱镠一人，说此“初功”，使“二寇殄平，靖千里之山川，救两郡之塗炭”，标为第一功。其实，这是“八都兵”（八县乡兵）共同的战绩，不仅仅是董昌、钱镠二人的功劳。当然，钱镠之功是不可没的。这里附带得讲一下“八都兵”问题。
所谓“八都兵”，是唐末杭州八县（临安、余杭、於潜、盐官、新登、唐山、富阳、钱塘——龙泉都）民间乡兵土著兵团。这些乡兵武装成立于什么时间？谁为主组织起来？《吴越备史》、《资治通鉴》和最早记载“八都兵”的罗隐《吴公约神道碑》等记载不一，比较复杂，需要作一番考证功夫，我们这里不多涉及。大体上说，《资治通鉴》说是成立于乾符五年（878）是可信的，这与钱镠崭露头角，“以功为石镜镇都知兵马使”是相一致的，是钱镠军事生涯的新起点。“八都兵”本来不是钱镠为主组织起来，但在这些民间乡兵武装的斗争中，钱镠却逐渐成为主角，而且把“八都兵”变成“十三都”，实际控制了这些乡兵武装。
僖宗广明元年（880）七月，黄巢起义军一个支队“来自五岭，直下三衢”，进入临安。钱镠建议董昌不与黄巢部队正面交锋，镠率二十骑伏袭黄巢义军，撤退时又声言屯兵“八百里”（“八百里”地名，在临安东峰八百山）。黄巢义军一时搞不清楚，又急于渡江西进而迅速退去。钱镠以奇制胜，幸收其“功”。这一战役，对钱镠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说，在这之前，钱镠以骁勇平“山贼”著称，而此战役却是与震动全国的黄巢部队直接交锋，大大提高了他的军事威望，遂以“布衣崛起，名扬江汉”。唐廷所命在南方镇压黄巢起义的高级军事长官高骈还特地在广陵（今扬州）召见董昌、钱镠，并对镠多所褒奖。从此，钱镠便凭藉“杭州八都兵”这支在乡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联合武装，扩充实力，作为称藩两浙，立国吴越的一支基本军事力量。
钱镠统一“八都兵”，又从“八都”分出兵力，另立五都，成为“十三都”，这是在第一次杭越战争（882-886）中打下基础，树立起其威望的。这次战争是杭州刺史董昌与越州浙东观察使刘汉宏争夺两浙霸权之战。在长达四年的第一次杭越战争中，基本上是钱镠指挥的。战胜刘汉宏，对钱镠的崛起很重要。此后董昌徙镇越州（今绍兴），自称知浙东军府事，以钱镠知杭州事。在此之前，钱镠从属于董昌，战后钱镠占有自己独立的地盘——杭州，迈开了立国吴越的第一步。接着，钱镠又拼力顶住南下军阀孙儒之乱对其霸权形成的冲击和影响。这个孙儒之乱，主要是孙儒与杨行密交乱。同时也是钱镠与孙儒、杨行密三方的混战。在混战中，钱镠与杨行密既有联合又有冲突，在防捍孙儒战役里，钱镠名气大了起来。战争结束，就地盘上看，杨行密与钱镠正好打个平局；杨行密以扬州为中心占有淮南；钱镠以杭州为中心占有两浙，形成东南地区两大割据势力的均衡态势。钱镠在战争中收编孙儒的降卒组成“武勇都”，这对钱镠军队的构成与战斗力的提高起到重要作用，后来也引出麻烦。
如上所述，唐僖宗光启二年（886）第一次杭越战争杀刘汉宏后，董昌迷住越州的财富，并有其图谋的野心，离开杭州，自赴越州“发展”。这实际上埋下第二次杭越战争的种子。董昌盘据浙东，钱镠崛起浙西，形成龙虎对峙的局面。唐昭宗乾宁二年（895）正月，董昌称帝，国号罗平，建元顺天。正好给钱镠兴兵讨伐董昌以极好的机会。当钱镠兵临城下时，董昌拿出二百万犒军钱请他退兵，又把首谋者吴瑶等人押送给钱镠作为牺牲品。当时唐廷亦以“董昌有贡输之勤，今日所为，类得心疾，诏释其罪，纵归田里”。杨行密出于利害关系，在钱镠出兵之后，竟进攻苏州，目的救董昌。又致信钱镠，说董昌“狂疾自立，已畏兵谏，不当复伐之”。钱镠认为董昌叛逆，不可赦，坚持以本道兵讨伐。从根本上歼灭董昌。第二次杭越战争前后九个月时间，迅速平定董昌叛逆，实即钱镠在争霸两浙以胜利而告成，吴越国的版图至此基本形成。此后，虽仍有不少军阀的割据混战（主要是与杨行密较量），如嘉兴、苏州、婺州、衢州、临安等战役，但无伤大局，多半以镠胜为结局。
乾宁二年（895）十月，钱镠升任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自此跨有浙东、浙西。乾宁四年（897）八月，唐昭宗特赐钱镠金书铁券（今藏北京历史博物馆）。从此，钱镠独树一帜，所向披靡，青云直上。天复二年（902）封为越王，天祐元年（904）改封吴王。后梁朱温（朱全忠）开平元年（907）封为吴越王，梁末龙德三年（后唐庄宗同光元年923）正式封为吴越国王。据《资治通鉴》记载，钱镠开始建立吴越国时，它的仪卫、名称多如天子之制，有宫殿、朝廷、置百官，有年号等等。自后梁开平二年（908）起，钱镠实已自立建国，开创五代十国之一的吴越国割据政权。自908年开始，三次改元：天宝（908—923）共十六年，宝大（924—925）共二年，宝正（926—931）共六年。在钱镠时共有二十四年。钱元瓘继位，改用中朝年号。自乾宁二年（895）之后，钱镠历任两浙节度使，兼淮南节度使，天下兵马都元帅、大元帅、开府仪同三司、尚父、尚书令、兼中书令、上柱国、吴越国王。后唐长兴三年（932）卒，享年81岁，谥武肃。自乾符二年（875），钱镠与董昌联合，到这年（932）镠逝为止，凡五十七年，由副使迁升至国王，身经百战，在五代十国中是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代雄藩。宋太祖赵匡胤称钱镠“英明而沈毅，严肃而恢宏”，生当乱世，能除暴安民，可谓人中豪杰。宋理宗赵昀则赞钱镠为“一代英雄”，在五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一个很有气魄的传奇人物。
钱镠一生小心谨慎，警觉性很高。自少在军中，未尝安睡过，疲倦了，就圆木小枕，或枕大铃，睡熟了辄欹而醒，名叫“警枕”。又置粉盘于卧室内，有所记则书盘中，比老不倦。他规定夜间值班，外有报事，要振铃声，以为警省。有事立即办理。时人称镠为“南方不睡龙”。他办事以身作则，据说他曾经微服外出，夜叩北城门，吏不肯启关，说“虽大王来亦不可启。”乃自他门入。第二天，即召北门吏，厚赐之。他很严肃，又很风流。他有八个夫人，传说有子一百来个，其实有些是义子，也没有这么多。据《钱氏家乘》列表记载的有亲子三十人，这与《吴越备史》记载相一致。清朝出的《十六国春秋》说有亲子三十八人，作者吴任臣逐一考证，有三十三人。
吴越国自钱镠为镇海军节度使（895），至镠孙钱俶纳士归宋（978），凡三世五王，钱镠为第一世（武肃王），钱元瓘为第二世（文穆王，932—941在位十年），钱元瓘之子钱弘佐（忠献王，941-947在位七年）、钱弘倧（忠逊王，被废）、钱俶（忠懿王，948—978在位三十年）为三世，前后八十四年。如果从钱镠“投军”算起，钱氏吴越国即超百年。
吴越国的版图——十三州一军，共十四州军（时间有先后要说明）。相当于今浙江全境，苏南闽北一带。
（二）吴越国的基本国策
钱氏吴越政权始终针对其主要劲敌吴和南唐作为制定政治、军事战略的基本因素，并以立足吴越（两浙），尊崇中原，联姻闽楚，对抗淮南为基本国策。这个战略的核心，在于安民和众，事中朝。吴越国经济、文化发达，和这个战略密切相关。
钱镠从一开始就在政治在政治上走了一着非常微妙的好棋：
第一步，护唐勤王。历经安史之乱，特别是黄巢起义的猛力冲击，唐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钱镠奋起于艰难之际，先以“助州县平溪洞”拉起自己的队伍，继而率兵伏袭和“智退”黄巢起义军，在战争的血的洗礼中染红了旗帜。他以护唐勤王为号召，杀刘汉宏，平董昌，不数年间，“除伪定乱，地方千里”，壮大自己，却名正言顺，标“忠”于唐皇，“以冀国泰民安”。
第二步，外勤贡奉，事中朝（即尊奉当时历届中原王朝——中央政府）。上面说，“忠”于唐皇，但当朱温灭唐建梁（907）时，钱镠审时度势，一反常态，拥梁称臣，接受册封。当时“江南才子”、钱镠身边的高级幕僚罗隐劝镠举兵讨梁，说：“纵无成功，犹可退保杭、越，自为东帝；奈何交臂事贼，为终古羞乎！”对此建义，钱镠“虽不能用，心甚义之”。也就是说，钱镠心里明白其中的道理。其实，钱镠自有其谋划。他接受后梁册封，勤修贡奉，意在藉中原王朝以牽制吴和南唐。五代时期，中原五个王朝象走马灯似地更替着，他都快速地反映跟了上去。同时，从开平二年（908）起，又逐步建立起吴越政权的体制。这样，免动干戈，使老百姓有个安身的和平环境，更重要的不至于引火烧身，可保住其实力和地盘，不断“发展”自己，可谓一箭双雕的妙策。五代政权尽管更迭频繁，似翻烧饼，但无论谁上台都想加强中央统一，反映社会由分裂走向统一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钱镠立下这个“家训”，及至临终遗嘱，念念不忘要“子孙善事中国（指中央政府），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直到吴越国末年，钱俶尊奉赵宋，纳土归宋，和平统一中国，都 是贯彻这个既定国策。正是“识时势者为俊杰”，明智而高人一筹。
第三步，察民情，顺民心，笼络人心。中国自古以来有一条重要的政治经验：得民心者得天下。钱镠出身民间下层，社会经验丰富，懂得人心向背的重要。据《资治通鉴》记载，董昌将称帝，集将佐议论。节度副使黄碣反对，被杀并投其首于厕中，杀害其家八十口；会稽令吴镣不赞成，被族诛之；山阴令张逊劝董昌不要称帝，亦被杀；人心丧尽！又，董昌内部派系纷争，注定其失败。董昌被围在城中，仍贪吝日甚，搜括民间钱帛，克扣战士口粮。“城破，库有杂货五百间， 有粮三百斛。”钱镠进城，则“散金帛以赏将士，开仓以赈贫乏”。两相比较，方显钱镠高明之处。
第四步，联姻闽、楚、睦邻安民。五代各地军阀穷兵黩武，相互火併，社会动荡，百姓不安。钱镠从所处国情出发，又认为“民为社稷之本”，于是外事中朝，内修政治，休兵息民，安民和众。杨吴和南唐是主要威胁，他既与对抗，又与联合周旋，还与闽、楚和亲睦邻，牽制淮南，故不致招灾惹祸，使吴越国保持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上述四步，在当时中国政治棋盘上走的是绝妙的好棋。后人把他主要举措概括为“保境安民”的国策。这正是从钱镠开始，吴越国成功之所在。有和平环境，才有经济的繁荣，有经济繁荣，才有文化昌盛发达。
二、杭州名城的建设
杭州是我国六大古都和国家首次公布二十四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也是全国最富盛名、并享有世界称誉的优美名城之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地上“天堂”杭州的建设，与五代时期吴越国数十年的经营拓展是密不可分的。
（一）杭城的扩建
吴越国政权伊始，在那个年代，也是机遇与挑战同在。上述的基本国策，使它克服了挑战，赢得了成就。据记载，吴越都城杭州始建于隋开皇十一年（591）。隋唐时代，杭州城已是东南重要城市，但还不是一流城市。它北不及苏州，南不及越州（今绍兴）。使杭州跃居到第一等城市 是从吴越国的营建之后开始。吴越国立足杭州，曾多次扩建杭城。第一次，在唐昭宗大顺元年（890）闰九月，筑新城，从钱塘江北岸，环包家山，绕秦望山（今六和塔西），后往北折，经过钱王岭而达西湖之滨。拓展了五十多里的新夹城。当时吴越国的“国治”，是在今杭州凤凰山下所筑的“子城”，称西府。隋唐时期的州治也在凤凰山。第二次，是在唐昭宗景福二年（893）七月，以“十三都兵及征集二十余万民工，筑新罗城，从秦望山东亘江干，到钱塘湖（西湖）、霍山（今少年宫后）、范浦（今艮山门外），凡七十里，建有十座城门。城形“南北展而东西缩”，形如腰鼓，故称“腰鼓城”，利于防守御侮。这次扩建，大大开拓了杭城的范围，相当于现在南到六和塔，东到侯潮门至艮山门一线，北到武林门，西到湧金门、清波门一带，把隋旧城东北部都包括在内，是个名副其实的“罗城”。第三次，在后梁开平四年（910）扩建罗城三十里，范围更大。主要是扩展旧城东南部。除了上述三次扩建杭城外，后唐同光二年（924），钱镠又开慈云岭，建西关城。杭州扩建后，人口剧增，农商繁荣，为居民饮用淡水需要，钱氏在城内广开池井，如在湧金门内引湖水入城的湧金池，吴山北麓大井巷的五眼吴山大井，南屏山西法因寺的钱王井，凤凰山梵天寺的灵鳗井。据记载，钱氏先后凿井最多的是在新扩展的城北一带。在今杭州下城区百井坊一带，有钱王所凿的九十九眼井称“钱王百井”。今杭州延安北路保存着一眼古井，即为钱王百井仅存者之一。还兴建一些生产和生活设施，整治各城门的街道，通衢、桥梁、市场和房舍，等等。从此，杭州跃为东南繁华、美丽的一大都会，至宋成为东南“第一州”。宋欧阳修的杭州《有美堂记》，比较南唐金陵与吴越杭州，有很好的描述。钱镠在扩建杭城时，意味深长地说：“千百年后，知我者以此城；罪我者亦以山城”。他说如果能有利于百姓而损及自己的话，我也就不感到惭愧了。钱镠扩建杭城之功，是应当肯定的。此为千秋万代的伟业。
（二）西湖的管理与开发
春波千顷绿如铺的西湖，在唐代就很有名了，至唐末五代，西湖已有八十多年没有整治，湖中葑草蔓蔽，以致出现干涸的情况。后梁乾化二年（912），后梁尊钱镠为“尚父”，允许他广建牙城王城，当时钱镠虽已建“罗城”，还想再建。有个术士献策说：“若改旧为新，国止及百年。如填筑西湖，以建府治，垂祚当十倍于此。”钱镠回答说，百姓靠湖水以生存久矣，无湖等于无民。岂有千年而不换人主的？我有国百年就够了。因此，有“广治不填湖，留以待真主”的佳话。钱镠不但不填西湖，而且为西湖的整治作出两大决策，一是在后唐天成二年（927），置撩湖兵士千人，专职日夜疏浚西湖，清除葑草，加深 湖床，使西湖可以停泊战舰，使西湖秀色再现。到宋建隆四年（963）七月，钱俶还“大阅舟娄舻于西湖。”在开宝九年（976），吴越国还疏通湧金池，引湖水入城内运河，以便舟行，这是吴越国对西湖的又一重要建设。二是吴越国在沿湖周围广建庭园、佛刹，如吴山上的秾华园，湧金门外的西园，嘉会门外的瑞萼园，月轮山下的南果园等。还有保俶、雷峰、六和、白塔等著名的钱塘四塔。尤其是钱塘四塔
，一千多年来向为西湖的标志，不仅是西湖园林建筑中的极品，而且是杭州悠久文化的历史见证。经过吴越国大规模的系列文化建设，实际上是对西湖文化的开发，形成独特的“西湖文化丛”，对当时乃至后来浙江文化的发展，民风的陶冶产生了并且仍在继续产生着巨大的作用。
（三）射潮治水，兴农商
钱江潮是世界一大奇观，同时也是破坏力很大的水患。至唐末五代，因海塘多年失修，水患时有发生，成为杭城一大灾患。有时“海飓大作，怒涛掀簸，堤岸冲啮殆尽。自秦望山东南十八堡，数千万亩田地，悉成江面，民不堪命。”钱镠亲眼看到“平原沃野，尽成江水汪洋”。筑塘修堤是国计民生至关重要的大事。他亲自给后梁太祖写了《筑塘疏》，在开平四年（910）八月，下令筑捍海塘。但海潮很大，很难动工。据说他造箭三千支，命强弩手五百人以射潮，人用六支，每潮一至，射一支。射及五支，潮乃退，东趋西陵，遂定基石。这神话传说实显示钱镠下定决心要根除潮患。他亲自巡视潮情地势，决定在候潮门、湧金门外筑捍海塘。先是用“版筑法”，筑土塘不成，后改用先进的“石囤木桩法”，编竹笼，盛压巨石，植以大木，积叠为堤，塘外又打大木桩十余行，以折水势。据《筑塘疏》载，堤长三十三万八千五百九十三丈（折成现在度量单位，约一千公里左右。这是《筑塘疏》誇大，实际没有这么长）。1985年杭州江城路工地，挖地十一米深，发现这条石塘。外加土塘，内筑石堤。又造龙山、浙江两闸，以遏制江潮入河，遏制海潮倒灌，变沿江卤地为良田。同时，又设水寨军，屯兵浒浦一带，常驻管理。石塘建成，这是我国水利工程史上的一大创举，是劳动人民的辛劳创造，钱镠倡导之功亦不可磨灭。文天祥说：“筑塘射潮非一时之保安，实有及千万年之功德”，实非过誉。
现有史料表明，钱镠不止是射潮筑塘一事，而是在吴越全境发动大兴水利。在杭州疏浚西湖，设有“撩湖卒”千人，专门负责西湖的疏浚清理，引湖水入城中古运河。在杭嘉湖，疏浚太湖，设都水营田使主管水事，在太湖旁专置千人“撩清卒”，平时为田事，沿湖筑堤，又在这一带圩田区域里整治圩田，以利旱涝保收。在绍兴，在监湖周围三百五十里筑塘，灌田七千余顷。在鄞县东钱湖周围八十里筑塘，溉田五十万亩。在余杭，修复惠民堰、千秋堰、乌龙笕。在萧山，开浚西兴塘。在嘉兴、桐乡、吴兴等地，多开支流、小泾，每七里为一纵浦，十里为一横浦，“旱则运水种田，涝则引水出田”，集防洪灌溉于一体。他十分重视农业，募民垦荒，增产不加赋。设立“营田军”七八千人，即组织部分军队专修水利设施，屯田自给。“营田军”与上述“撩清卒”是两个组织机构，职能互有交叉，互相配合。同时，又整治钱江航道，凿平江中罗刹石等礁滩，以利航行，导引江水入海，不使溢泛成灾。这些措施，大大有利于吴越国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是基础，农业上去了，手工业也很快发达起来。因奖励蚕桑，吴越的丝织业在十国割据政权中是发展最快的。瓷器业（各色品种的青瓷）、商业也迅速繁荣起来。还积极开拓海外贸易，与日本、新罗、百济、高丽等国遣使往来，经贸交易，远至西南亚的波斯（今伊朗）等国做石油生意。这样，钱塘富庶盛于东南。欧阳修《（杭州）有美堂记》比较金陵与钱塘的不同之处，指出钱塘（杭州）“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苏东坡写的《表忠观碑》对吴越国为杭州乃至整个浙江的繁荣发展所作的历史贡献讲的非常清楚：“……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煑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然终不失臣节，贡献相望于道。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
“皇宋受命……独吴越不待告命，封府库，籍郡县，请吏于朝。视其去国，如去傅舍，其有功于朝廷甚大。”
这是对吴越国应有的历史评价。
三、崇道信佛，重文化
讲吴越国文化，还是得从钱镠说起。钱镠虽是行伍出身，一介武夫，没有多少文化，但他却很重视文化。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他很懂得文治的重要。他广开才路，网罗人才，“礼贤下士”，兼听纳谏，颇能笼络有才学的人。又置择能院，专管选士之事。他出于公勤，能识人，能知人，能用人，人乐于为其效力。故吴越国人才济济，武将如杜陵、阮结、顧全武等人，文臣如罗隐、皮光业、林鼎、沈崧等人，都是各有专长的人才。钱镠没有多少文化，但却能勤学苦练，重儒兴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注意发展文化事业。
研究吴越国文化，当前学术界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有关诗人罗隐及其作品、思想研究（包括道教思想研究）；二是有关吴越国佛教文化（有的讲得比较专业，涉及到佛教的有关宗派思想研究。）我们这里不拟作专门化的讲述，而是就一些主要问题作点大众化的说明，给大家了解一个基本概况。
（一）关于道教
两浙地区有着浓厚的宗教氛围，民间多神崇拜盛 行。道教曾经盛行一时。钱镠早年崇信道教、方术，发迹后兼奉佛道。钱镠与一些名道颇有往来，例如：闾丘方远，这人生于舒州天柱山下，入道后遍游名山。唐昭宗景福年间来到余杭，见余杭也有一座天柱山就住下来。钱镠筑室安置他，唐朝还赐给他“玄同先生”的雅号。闾丘方远死后，钱镠命他的弟子夏隐言继承他的道座。有一个老道钱朗，洪州南昌人。据说此人“五经登科，累历世宦”。后来从一个东岳道士学道，叫做遇到了“真人”。钱镠慕名请他到杭州来，据说当时他已一百五十多岁。住二十年，一百七十多岁仙逝。这个人很有点神秘色彩。还有一个郑元章，景福二年（893）钱镠在余杭迎居闾丘方远时，郑元章也一起住进余杭精思院。后来钱镠又命他入居开元宫。据说，郑元章的弟子有一百三十多个，可见吴越国时期的道教人数还是不少的。罗隐也是个道教信徒，有人专门研究罗隐的道教思想。我们这里且不去涉及。
（二）东南佛国
吴越国自钱镠至钱俶诸王，均以奉佛利生，安定社会为倡。辖境之内，寺院林立，梵音不绝。据南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统计，吴越都会杭州有寺院一百五十多所，素有“东南佛国”之称。据明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统计，杭州内外，唐以前已有三百六十寺，至钱氏立国，宋室南渡，增为四百八十寺。钱塘门外的昭庆寺（今少年宫），南屏山的永明寺（净慈寺），玉岑山的慧因禅院（即高丽寺），梵村的云栖寺，九溪的理安寺，六和塔的开元寺，赤山埠的六通寺，天竺山的上天竺寺，北高峰的韬光庵，南高峰的法相寺，吴山的宝成寺，凤凰山麓的梵天寺，青芝坞的灵峰寺等等，都是吴越时代所建。钱俶948至978年在位三十年，所建寺院八十五所，可见吴越奉佛之盛。钱镠在辖境内兴寺奉佛，还优礼僧人，与许多高僧大德关系密切。例如：径山寺法济法师（镠为洪湮禅师奏请的师号），宝林寺的道宏法师，龙泉寺的僧文，台州禅僧师彦，以及可周、景霄、楚南、鸿楚、永安、皓端、虚受、从礼、惠明等名僧，都和钱镠有交往。僧昭，通术数，钱镠尊他为国师。僧幼璋佛法高超，钱镠亲自请问佛法，迎至西府，馆于功臣堂，赐号志德大师。钱镠的后继者，尤其是钱俶，为佛教文化所作贡献就更多了。吴越国辖境内，名僧辈出，诸如灵照（高丽人）、德昭、义寂、义通、延寿、赞宁等，均为一代名僧。以下摘要作点说明。
1、灵隐寺的扩
灵隐寺原建于东晋咸和元年（326），至五代吴越国时，已经有些颓废倾圯。吴越国曾先后两次扩建。后一次是宋建隆元年（960），钱俶特邀延寿禅师来主持复兴工作，重建殿宇。经扩建有九楼十八阁，七十二殿，房屋一千三百多间，僧众达三千多。寺前还有八角九层的石经幢，造型优美，有佛像浮雕，寺院西还有一紫竹林，翠荫茂密，清静幽雅，组成独特的佛国胜境。
2、净慈寺的新建
钱俶在后周显德元年（954），于南屏山新建净慈寺，原名慧月永明院，先迎衢州慈化定慧禅师道潜居住，移雷峰塔下宫殿中的十尊铜罗汉于寺中供奉，扩建罗汉堂。建隆初年，又延请灵隐名僧延寿禅师居此，共住十五年，建树颇多，寺名远扬。此寺依山临水，红墙金殿，楼阁重叠，宏伟规制可与灵隐媲美。净慈寺前后还十余座梵刹，如善庆寺、小昭庆寺、弥陀寺、显瑞寺、天王寺、安吴寺，连同著名的雷峰塔，构成了当时杭州最大的寺院群。
3、南塔寺的创建
后梁贞明二年（916）钱镠在凤凰山南麓建南塔寺，迎宁波阿育王寺的释迦舍利在此供奉而造 。后毁于火。宋乾德三年（965）吴越国王钱俶重建，改名梵天寺。梵天寺前，还有左右两座经幢，高15.67米，是吴越建筑艺术与雕刻艺术的瑰宝。经幢八边形，共三层，底层浮雕“九山八海”。每层短柱上刻有佛龛，佛、菩蕯、一尊、三、七等。统体由太湖石构筑而成，体量高大雄伟，建立于山坡之上，经风霜岁月，是吴越国建筑的可贵实物遗存。
4、高丽寺
据考证，原址在今杭州花家山宾馆西北一带。后唐天成二年（927）吴越国王钱镠所建，初名慧因禅院。至宋，知州蒲宗孟请净源（1011-1088）住持慧因院。宋元丰八年（1085）高丽僧统义天入宋求法，就学于净源，改禅院为教院，俗称高丽寺。它成为当时中韩佛教文化交流的中心寺院，华严宗中兴的根本道场。2004年，开始重建高丽寺，2006年基本竣工，2007年5月1日正式开放。
5、西湖四塔
佛教寺院有寺必有塔。吴越国所建造的佛塔，流存至今有近十座。
六和塔，位于钱塘江岸月轮山南侧。宋开宝三年（970）钱俶请延寿禅师主持建造，用以镇钱江怒潮。塔高九级，五十余丈，顶上装灯，用以导航。塔名“六和”，取自佛道二学之深意。佛经有“身和同住，口和无争，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道家有六合为天地四方，圣人与天地往来之说。故以名之。
保俶塔，在宝石山上，初建于宋开宝元年（968）相传钱俶奉召入京，面见宋太祖，久未归。他的母舅吴延爽为祝福他平安而建，故名保俶塔。原九级。后来重建改为七级。现存塔是1933年重修的，高四十五点三米，是砖石砌成的实心建筑。
雷峰塔
在南屏夕照山。吴越国王钱俶于宋开宝八年（975）为奉藏佛螺髻髮以祈国秦民安而建皇妃塔。原拟建一千尺十三层塔，后只造了七层。因塔址在当时的西关外雷峰小山上，称西关塔，俗称雷峰塔。它以双层简砖砌成，八面木构檐廊，八面刻有华严诸经，形制新创。北宋宣和二年（1120），塔遭兵火破坏。南宋庆元年间重修。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夏，倭寇侵杭，纵火焚塔，檐廊尽毁，仅存塔身。至清末民初，已破烂不堪，因塔砖有文字，“经砖”讹传为“金砖”，又传说塔砖可“辟邪”、“宜男”、“利蚕”，据说请砖回家，可带回吉祥福气，因此人们纷纷盗挖，竟把底层挖空，终于1924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9月25日）下午一点半坍塌。发现砖孔内有经卷注明造此经八万四千卷（现藏浙江博物馆）。
现在雷峰新塔是2000年冬奠基，2002年秋完成的。遗址保护层高九点八五米，建筑面积四千一百九十三平方米。新塔五层，通高六十一点九米，建筑面积三千三百二十六平方米，铜构框架，以崭新建筑风格重现千年古塔，这在全国尚属罕见。在这里新发现许多珍贵文物，更可证吴越国佛教文化兴盛之一斑。
白塔
在钱塘江边闸口的白塔岭上，是吴越国后期的建筑。塔身刻有、乾德三年（965）六月天下大元帅吴越王钱俶建。塔用白石砌叠，仿木构楼阁式，八面九层。雕刻精细，造型秀丽。这种八边形楼阁式塔型为吴越国首创，后为中原地区所吸收。
除以上四塔外，至今尚存的义乌铁塔，安吉灵芝塔、苏州虎丘的岩寺塔、上海龙华寺塔等都是吴越国所建。这些古寺古塔和绮丽的湖光山色融合，特别是杭城的梵寺佛塔，更使西湖增加了魅力，增添了无限风光，是我们祖国宝贵的艺术财富和文化遗产。
6、佛经的雕刻
吴越国所建寺、塔倍于九国，雕刻佛经则为十国之首。1917年湖州天宁寺经幢折毁，发现《陀罗尼经》，卷首有四行字：“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钱俶印《宝箧印卷》八万四千卷，在宝塔内供奉。显德三年丙辰（956）记”。这是浙江已发现的最早有纪年的雕板印刷品。1917年在绍兴城关出土金涂塔一座，内藏经一卷。写“八万四千卷”。时乙丑岁（乾德三年965）。1924年雷峰塔倒塌，出土开宝八年（975）《陀罗尼经》经卷，全长二点十一米，高七点三厘米，有礼佛图，有经文，共二千七百多字。也写造此经八万四千卷。图画佛经故事，这是我国现已发现的最早版画实物之一。1956年龙泉崇仁寺华严塔内亦发现太平兴国二年（977）吴越国印刷的经卷。吴越国雕刻佛经的数量，据张秀民先生考证：钱俶和延寿禅师所印佛教经像、咒语，有数字可考者，共有六十八万二千卷。吴越的佛经印本，流传很广，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都有，有的还有复刊本。至两宋，杭州成为全国雕板印刷的一个中心。
7、佛教诸宗在吴越国的传播
吴越国时代，杭州已成为全国佛教文化的中心。佛教诸宗教派几乎都在这里有些活动。讲具体一点，主要是法眼宗、天台宗、律宗三大教派的中兴或崛起。
法眼宗是著名禅宗的一支。它是雪峰宗分出来的。雪峰义存福建南安人（生于长庆二年822）。在闽王王审知保护下福建传教，有弟子数十人，福建18人（福州11人），两浙12人（杭州6人）。杭州、福州是当时两个传教中心。义存再传弟子在两浙有19人。法眼宗始祖玄妙师备是义存的弟子。玄妙师备的弟子桂琛，桂琛传清凉文益（885—958），文益，余杭人，他吸取禅宗中云门和曹曹洞两依的禅风，独创法眼宗，在五代末宋初极盛，一统吴越地区。当时杭州研习、修练法眼宗的人很多。例如德韶、道潜、延寿等弘扬法宗教法很得力，受到吴越国的尊敬和厚待。钱镠尊德韶为国师，钱俶常请道潜禅师到王府授法眼宗教戒。延寿既是法眼宗，又是净土宗，有自己的一套。
天台宗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之一。源于南陈、创于隋、实际创始人是智顗（智者大师）因依《法华经》立宗，亦称“法华宗”。创于天台山，故名天台宗。阐扬“一心三观”，并倡导止观并重、定慧双修的修行方法。从龙树至宋知礼，有十七祖。因唐武宗和后周世宗反佛，天台宗典籍散佚，讲述无据。吴越国王钱俶采纳德韶建议，遣使高丽、日本求取天台宗教籍，从此，天台宗得以中兴。高丽遣使送子麟法师西还，钱元瓘在宁波建东寿昌寺以其众。高丽僧人谛观送经给义寂，义寂、义通对中兴天台宗起了重要作用。
律宗为唐道宣所创，因道宣居南山，故名南山宗，“南山律宗”。吴越国时，高僧元表、慧则、赞宁等都来浙讲学，影响很大。元表学生景霄深得奥理，著有《简正记》，为南山正宗。
赞宁（919-1001）被称为“律虎”，对宣扬南山律宗贡献很大。两浙僧统，“明义宗文”大师。太平兴国三年（978）随钱俶入宋，宋太宗召见滋福殿，命为“通惠大师”，住左街天寿寺。任左右街僧录（最高宗教领袖），又命为翰林、史馆编修，写过《大宋高僧传》，实为佛教史家。
还有高僧延寿对各宗教义都很有研究，并努力融合贯通，他住净慈寺十五年，写下了名著《宗镜录》一百卷，约八十多万字。这书徵引了一百二十种佛经（大乘经），一百二十种诸祖语录，六十种圣贤集，共计三百余种资料，以此论证自己的理论。他的主张，第一，禅教合一；第二，是禅净合一。他实际上综合法眼宗与净土宗。由于他广徵博引，使许多宝贵的佛经文献得以保存下来，为后世佛学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延寿名声大振，在吴越国，他可说是一位“红顶”高僧，钱俶很看重他。传至高丽、日本，名气也很大。高丽王投书问道，执弟子礼，送来好多礼品，还派来三十六个高僧来向他学习，“亲承印记，相继归国，各化一方”。
四、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的成就
吴越国统领两浙，尽管时间不是很长，但在文化上却建树颇多，除杭州名城的营建，佛教的播扬外，在科学技术、文学艺术诸领域也有令人赞叹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同吴越国王重视人才有直接关系。钱镠对有才学的人很敬重，他仿效周公“吐哺握发”，将居室叫做“握发殿”，以延揽各方人才。他专门组织画工数十人，叫做“鸾手校尉”，住在淞江。凡北方流涉到南方来的人，都画个像，选择清秀者加以任用。所以，吴越国文臣武将，人才济济。“满堂花醉三千客”。有人才，才有文化，这是自古以来的定律。
（一）最古老的石刻星象图
1965年在杭州玉皇山下五代吴越国王钱元瓘墓中发现一座石刻星图。石刻星图画在墓顶上，用红砂石刻成，由于年代久远，仅存一百八十二颗星数。所刻星象位置逼真准确，尤其是图上刻有基本坐标线，这在当时世界范围内来说是很少见的。这是迄今为此世界上最古老的星象图，比北宋苏颂所绘星图早一百四十六年，比南宋的苏州石刻天文图要早三百零五年。它刻于公元942年（后晋天福七年）。1958年在杭州施家山南麓，距钱元瓘墓四百米，发现吴汉月墓石刻星图一百七十八颗。
这两个最古老的石刻星图，说明吴越国当时的天文 科学相当发达。石刻星图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和史科价值。
（二）高超的建筑技术
据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吴越国时期高明的木工喻皓善擅长建造木塔等高层建筑，如凤凰山麓的南塔。喻皓著有《木经》三卷，是当时建筑技术理论总结，是一部技术专著，北宋李诫的《营造法式》就是《木经》发展而来的。《木经》上所论造舍之法的理论和技术运用，要比欧洲人大约早四、五百年。
（三）文学艺术上的成就
五代十国时期是一个动乱的社会，有成就的作家不多，而能诗文并举的更少。在吴越国文坛上有一位才子，这就是罗隐（833-909）。他本名横，新城（新登，今富阳境内）人。屡试不第，改名隐，晚号江东生。他善于写诗，也能写一手很好的散文。罗隐留存的诗约五百首。他的著作，现行有三部：①雍文华编校的《罗隐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②蒋祖怡编《罗隐诗选》，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③潘慧惠的《罗隐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有一次，钱镠命罗隐题《磻溪垂钓图》，他便借诗寓意进行讽刺：“吕望当年展庙谟，直钩钓国更谁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须供使宅鱼。”钱镠感悟，罢“使宅鱼”。
贯休（832-913）本姓姜，婺州兰溪人。诗人、画家。天复年间入蜀，蜀主称之为“禅月大师”。善草书，学唐怀素。存世有《十六罗汉图》，相传是他的作品。贯休大约在乾宁二年（895）谒钱镠，“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预祝之意。
钱镠本人写诗吟咏，据说他回临安（衣锦还乡）时撰有《返乡歌》，是仿效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写的，雄辞壮气，很有气魄。镠还练习写字，专工草书。其弟亦“善丹青”书画。《十国春秋》说钱镠第三子元瑛（《吴越备史》作长子）工书草隶。
由于统治者倡导，一时间各地书画家都“同时入吴越”。画家，如画牡丹的王耕；善山水人物、花竹禽鸟的天台人钟隐；画羊出名的罗塞翁；工杂画、善画佛像的僧蕴能。这一大批画家，以他们卓越绘画艺术，丰富了吴越画坛，吴越国的绘画艺术处于当时全国的领先地位。
由于从钱镠开始，注意读书、教育，对子孙要求很严，钱氏子孙代有贤人，出了不少文人学士，钱俶本人也很有文才，有许多诗作。下一代如钱惟演等，即是著名的文学家。
（四）石窟造像
除绘画艺术外，吴越国的石窟造像在当时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由于钱王三代崇奉佛、道，因而佛教石窟造像在吴越国盛行一时。在杭州西湖的造像中，以烟霞洞、慈云岭两处最著名。烟霞洞的造像在当时规模最大，是后周时期钱俶所建。洞内造像主要是十六罗汉。这十六罗汉各依天然岩势，顺理雕凿，容相奇特，神态各异，可谓石窟艺术的精品。慈云岭造像是当时最精湛的一组。它是在后晋天福七年（942）忠献王钱弘佐在山建资延寺，并在石壁上凿龛造佛像，共两龛，主龛阔十米，高五点八米，深一点五米，有佛七尊，都是圆雕。居中弥陀高三点三四米，左观音菩萨，右大势至菩萨，称“西方三圣”或“弥陀三尊”。造像风格，上袭晚唐，下启两宋，具有典型的南方艺术风格。是我国石窟艺术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珍品。又飞来峰上的造像中，观音、弥陀、大势至三尊小佛像，也是五代时期的作品。
五、结语
吴越国自钱镠开始，以安定社会，巩固政权为立足点，创立规模，发展生产，重视文化，注重教育，有多方面的建树。从主观上说，尽管其根本目的是为维护其割据政权的长治久安，但在客观上有利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百姓。吴越国为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和江南经济的繁荣，为其后两宋科学文化的发达，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为其后两宋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也可说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开拓与奠基作出了历史性的巨大贡献。吴越国尊中朝的既定国策，实有利于当时中国的和平统一。苏东坡在《表忠观碑》文中赞扬“钱氏功德”，认为镠孙钱俶纳士归宋，和平统一，其功过于“窦融以河西归汉”，是公允的。明代开国功臣刘基说，钱镠之崛起，“社稷因以巩固，黎庶赖以安全”，不无道理。钱镠作为一代雄藩—吴越英主，他的历史功绩应予肯定，理当还其本来的历史面目。
吴越钱氏自镠始，其世系绵延，子孙硕茂昌盛，犹如巨树干枝不断延长。宋人王明清推崇钱氏家族“宝贵文物，三百年相接，前代所未见也”。据钱氏十三世孙钱国衡统计，仅有宋一代，钱氏子孙登进士第者三百二十余人。我们根据有关史料及钱氏各种族谱综合统计，有姓名可考者一百七十多人。在两宋三百年间，钱氏族人在中央和地方为官任职者比比皆是，虽尚未有确切统计数字，总在数百，为世所罕见。自宋以来，钱氏人才辈出。如今钱氏后裔遍布全国各地乃至全球五大洲，在各行各业中都有其巨人的足迹和伟业。诸如：当代政治家钱其琛、钱正英，著名科学家、教育家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国学大师钱穆、钱钟书等，还有分布在美国等世界各地和我国台湾、港澳地区很多知名的钱氏后裔，他们都是当代政治、经济、教育、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的一代名人、专家学者、各业精英，群星灿烂！这也许是历史因果的一个极好回应，非常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