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的建立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何忠礼
说起南宋，我们杭州人民对它并不陌生，因为杭州曾经作为南宋的都城，时间长达近一百五十年，迄今在这里还留下不少有关南宋历史的遗迹、传说和故事。以遗迹来说，在凤凰山上，有南宋皇宫的遗址，这里甚至还留有南宋的开国皇帝宋高宗赵构亲笔书写的摩崖石刻文字“忠实”二字。大家到了岳王庙，就会想到这里有南宋初年傑出的抗金将領、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岳飞的坟墓。人們到了葛岭山下，就会想起这里曾经建有南宋权相贾似道富丽堂皇的宅第。再如果去南宋官窑博物馆，就会看到这里有一座曾经专门为南宋皇室生产精美青瓷的官窑。在游玩玉皇山时，就会看到山脚下有形似八卦的一方土地，俗称“八卦田”，这是南宋皇帝亲自躬耕的田地，即籍田。再说到西湖景色，更与南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别的不说，就是苏堤春晓、曲园风荷、断桥残雪、三潭印月、柳浪闻莺、雷峰夕照等西湖十景的名称，也是在南宋时候定下来的，它首见于南宋中期人祝穆所写的《方舆胜揽》一书，继见于南宋末年吴自牧所写的《梦粱录》一书。如此等等，还可以举出不少例子。
但是，说到南宋历史，特别是关于它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真正了解的人就不多，有些人要么受到一些史书不正确记载的影响，要么将民间传说作为历史来相信，因此不免会对它产生一些误解。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是一个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以大量史料为基础的，经过认真考辨的南宋历史，也就是一个真实的南宋历史。
我所讲的课，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讲关于南宋建立的历史；第二部分是讲关于南宋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下面先讲第一部分：关于南宋建立的历史。
南宋与它以前的北宋，合起来统称宋朝，共存在了320年。这两个朝代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首先，南宋的开国皇帝宋高宗赵构，是北宋徽宗皇帝第九个儿子，也是北宋的末代皇帝宋钦宗的同父异母弟，钦宗是老大，高宋是老九，在宫中被称为“九哥”。故在血缘关系上他们是一脉相传；其次，南宋初年统治集团的主要成员，无论是宰相李纲、黄潜善、汪伯彥、朱胜非、吕颐浩，或是大臣宗泽、赵鼎、张浚、叶梦得等人，都是北宋的官员，南宋初年的军队及其将领，如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岳飞等人，所谓“中兴四将”，都是从北方过来的；第三，南宋基本上继承了北宋的统治政策和各项制度，甚至社会矛盾和社会弊病都几乎一样。所以严格地说，南宋和北宋是一个朝代，所不同的是，都城从北宋时候的开封（汴京），迁到了南宋时候的杭州（临安），国土面积减少了大约五分之二而已。因此，我们讲南宋的历史，还得从北宋讲起。
北宋建立以前，中国处于五代十国时期。当时在中原地区相继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史称五代；在南方相继或同时存在着吴、南唐、南汉、吴越、前后蜀等九个割据政权，加上在北方太原地区的割据政权北汉，史称十国。公元960年正月，后周禁军最高将领——殿前军都点检赵匡胤，借口抵抗北方辽朝的侵略，在河南陈桥驿发动兵变，通过黄袍加身，自立为皇帝，然后回师汴京，夺取了后周政权，建立了国号为宋的政权，史称北宋，都开封，赵匡胤就是历史上的宋太祖。
北宋建立后，面临着两大任务：一是消灭尚存在着的南北八个割据政权，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另一个是如何巩固北宋政权，使它不至于成为像以前梁、唐、晋、汉、周那样短命的朝代。对于第一个任务，经过宋太祖及其弟宋太宗二朝的努力，北宋先后消灭了南唐等割据政权，到公元978年，随着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吴越国的和平纳土，终于基本上统一了全国。
对于第二个重要任务，就是如何使赵宋政权长治久安，使它不要像五代那样成为又一个短命的朝代。五代国祚短促，平均每个朝代只有十年左右，究其原因，主要是武人势力强大，他们动不动就发动政变，把改朝换代看得像奕一盘棋那么容易。如五代后晋有一个军阀叫安重荣，他就说：“天子宁有种邪？兵强马壮者为之尔！”就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情况。
一是解除大将兵权。历史上有所谓“杯酒释兵权”的故事，这虽然比较戏剧化，解除大将兵权不是靠一次饮酒可以解除的，但北宋初年主要将领的兵权，后来确实都陆续被解除了；
二是借口均劳逸，将驻扎在各地的禁军（中央军），每隔一二年换一次防，但只换士兵，不换将领。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将兵之间难于相互勾结，发动军事政变；
三是用文臣来主兵，当时调遣军队的权力在枢密院，而枢密院的长官枢密使就由文臣来担任。
造成政权不稳的原因，还有宰相、宗室、外戚篡权，宦官用事和农民起义，对此太祖兄弟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防范。如分割宰相事权，不让仓储的权力过分集中，宗室和外戚虽然享有高官厚禄，却不能担任实际官职，也不能与朝廷中的文武百官相往来。对于防范农民起义，太祖也有一套“妙计”，这就是采取“荒年招兵”的政策，哪里有可能发生农民起义，就在哪里招兵。以便及时地将起义力量转化成镇压起义的力量。此外，为了加强对官员的监督，北宋统治者非常重视御史台官员（谏官）的监督作用：一是允许他们有“风闻言事”的权力；二是不杀谏官，以便他们能放胆弹劾权臣；三是谏官由皇帝直接任命，不允许由宰相等大臣推荐。
北宋采取了上述一系列巩固政权的基本国策也就是所谓祖宗家法以后，使中央集权大为巩固，终于结束了五代时期政权频繁更替的局面。这些基本国策和措施，也就成了宋朝的祖宗家法，在南宋也一样遵行不二。
上所说的祖宗家法，“在宋初确实有其必要性，但是时间一长，有的就产生了严重的流弊。以“重文抑武”的政策来说，宋代由于轻视和压制武人的结果，造成武人地位低下，战斗力削弱，让文人来指挥军事也好比让狗来捉老鼠，完全是外行，长此以往就造成了北宋军事力量的衰落。甚至打一个小小的人口不过数百万人的西夏也常常吃败仗。只好大量征兵，以数量来代替质量。国初，全国有军队三十七万余人，南征北战，所向无敌，可是到八十年后的仁宗朝前期，军队人数尽管增加到，近一百二十六万人，但对外战争还是屡战屡败，由此却造成了大量的“冗兵”。宋朝政府重文，就要优待士大夫，给他们以恩荫的特权，这样便使官员队伍空前膨胀，由此造成了大量的“冗官”。再加上封建者挥霍无度，大建宫室和寺院，常常给大臣以恩赐，由此又造成了大量的“冗费”。这“冗兵”、“冗官”、“冗费”合称“三冗”，严重地吞噬了国家财政，造成国家收支的入不敷出。到了北宋的第三代皇帝仁宗朝时，终于形成了“积贫积弱”的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也有一些有远见的士大夫如范仲淹、王安石等人先后进行了改革和变法，终因保守派官员的猛烈反对而告失败，于是北宋就来越走向衰落。
正当北宋日益衰落和腐朽之际，在北方出现了一个由女真人建立的强大的金朝，它联合北宋，于公元1125年二月灭亡了辽朝。当年十月，金兵分东西两路大举南下，发动了对北宋的侵略战争，到第二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金兵攻破汴京，至此北宋灭亡。
接下来，我们正式讲南宋的建立。
公元1127年三月，占领汴京的金兵开始撤退北返，掳去了徽、钦二帝及皇后、嫔妃、诸王、公主、宗室、驸马和大臣何栗、孙傅、张叔夜、秦桧等三千余人（徽宗子二十三人，最大的是二十七岁，最小的只有三岁，另有第九个儿子赵构，因被宋钦宗派往金营谈判，半途逃跑，终于成了惟一的漏网之鱼。女二十一人），此外，还有宫廷里的所有文物、珍宝，图书、古器，天下州府图及宫女、宦官、技艺、工匠和大量的府库蓄积，也为之抢劫一空。因为这一年是靖康二年，所以后人称这段惨痛的历史事件为“靖康之变”或“靖康之乱”、“靖康之祸”。
大家或许会问：金人为什么不进一步南侵而要北撤呢？这里有多方面原因：一是当时金兵的战斗力虽强，但人数却不足，他们在占领了河北、河南地区以后守卫这些地区是捉襟见肘，再要继续南侵已经力不从心；二是南方天气炎热湿闷，对长期生活于我国东北地区的女真人来说很不适应；三是金兵入侵中原（河北、河南）以后，遭到当地百姓的顽强抵抗，若继续深入不免感到害怕。为此，金统治者将原来北宋末年的宰相张邦昌扶植起来为皇帝，在开封建立国号为大楚的傀儡政权，企图达到以汉人治汉人的目的，并让伪楚作为自己的屏障和今后继续南侵的帮凶。
可是，张邦昌的伪楚政权，毫无社会基础，宋人根本就不卖他的帐，所以待金人一退，他的傀儡皇帝就做不下去了，于是只好宣布退位，派人将传国的玉玺送到已逃往山东的赵构手中。
公元1127年五月初一日，赵构在河南商丘（北宋的南京）登基称帝，他就成为历史上的宋高宗。同时改靖康二年为建炎元年，一是表明重建南宋政权之意，二是表明要以火克金。因为此后的宋政权将都城移到了杭州，所以历史上称此后的宋朝为南宋。
宋高宗为了抵御金兵的再次南侵，即位之初，不得不起用抗战派大臣李纲为宰相，任用年近七十岁的老将宗泽守卫开封（义乌人）。但是，高宗当时毕竟只有二十一岁，长期生活于后宫，从未经历过这样残酷的战争，特别是看到自己的父亲和哥哥等人全都被金兵俘虏北去以后，已经患上了恐金症，因此他实际上并不信任李纲、宗泽等抗战派大臣，而是信任力主对金屈服和向南逃跑的黄潜善、汪伯彦等投降派大臣。为时在宗泽的领导下，开封的防御已经大为加强，并与北方义兵取得联络，准备大举反攻。为此，宗泽前后向高宗写了二十余个奏章，请求他回到开封去主持恢复中原的大计，并且以全家数十口的性命来保证他的安全。可是高宗和黄潜善、汪伯彦等人，非但不听，反而认为宗泽在发狂。所以一面继续南逃，一面派出使臣到金朝，请求妥协和投降。为此，他罢去了反对投降、坚持抗击金人的宰相李纲的相位（他为相不足八十日）。次年六月，抗金老将宗泽眼看收复中原无望，悲愤成疾去世。临终前，他勉励将士们要奋勇杀敌，并吟诵杜甫“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诗句，在连呼三声“渡河”之后，赍志而没。不久，河南地区就为金人所占领。
此时黄潜善已升任右相，汪伯彦升任知枢密院事，掌握了政治和军事大权。在他们的怂恿下，以高宗为首的小朝廷，先从商丘逃往扬州。后来，金兵果然再次发动南侵，高宗又慌忙从扬州逃往杭州，黄、汪两人也受到官员们的弹劾而下了台。建炎三年（1129）冬天，金将兀术带兵渡过长江、钱塘江，一路追击高宗而来，高宗又从杭州逃往明州（宁波），最后从海上逃往温州。次年春天，兀术的军队后撤后，高宗回到了越州（绍兴）。1131年正月，高宗下诏改元绍兴，以寓“绍祚中兴”之意。十月，又升越州为绍兴府，但是对高宗最有吸引力的理想的建都之地，不是绍兴而是杭州，所以他早在第一次到杭州时，就将杭州改名为临安府（建炎三年七月），有了在这里建都的打算。
绍兴二年（1132）正月，高宗在绍兴停留了大约一年另八个月以后，从绍兴来到临安府（杭州），在这之前，他已命人在凤凰山原杭州州治兴建宫室，建立宗庙，建造三省六部等官府衙门，作建都的准备。
宋高宗所以对杭州情有独钟，主要原因有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杭州具有地理上的优势。它地处浙西水网地带，纵横交叉的江河湖泊，不利于骑兵驰骋，从而大大地增加了高宗的安全感，所以他说：“朕以为金人所恃者骑众耳。浙西水乡，骑虽众不得骋也。”其次，这里具有经济上的优势。杭州地处杭嘉湖平原与宁绍平原两大鱼米之乡的连接处，四通八达的水网系统加上傍靠天目山余脉，可以获得四周源源不断的粮食、家禽、水产、果蔬、蚕桑、竹木、山货等的供应，浙东运河又将它与明州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要想获取海外奢侈品也十分方便。丰富的物资供应，基本上可以满足南宋朝廷的各种需要。第三，杭州具有悠久的历史底蕴和美丽的西湖景色。杭州自中唐至北宋的数百年间，由于战乱不多，无论是经济或是文化方面都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五代十国时期，杭州成为吴越国的国都以后，经过钱镠及其继承者的苦心经营，城市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水利得到兴修，西湖变得更加美丽。到北宋时，终于一跃而成为经济富庶、文化繁荣、交通发达、风景秀丽，具有“参差十万人家”[1]的“东南第一州”[2]。这无论是对宋高宗或是对整个南宋统治集团来说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绍兴八年（1138），高宗感到南宋政权已经稳定，就正式宣布以杭州作为行在所（皇帝居住之地），实际上的都城。
金朝虽然几次出兵南下，仍然不能将南宋灭亡，原因在于北方人民在后方经常给金人以重大打击，牵制了它的南侵，同时南宋军队也在抗金战争中逐渐壮大起来，形成了韩世忠、岳飞、张俊、刘锜、吴玠、吴璘等为统帅的军队，有力地抵御了金兵的南下。绍兴二年（1132）夏天，金人眼看不能一举灭亡南宋，便考虑推行“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3]的策略，以获取战场上尚未得到的东西，于是便向南宋方面传递消息，表示允许议和。高宗知道后真是大喜过望，便更加积极地开展与金人的议和活动。可是无论朝廷里的大臣或是军队中的主要将领，都激烈反对向金人屈膝求和，惟一支持高宗议和活动的大臣是曾经被金人俘虏北去，建炎四年（1130）十月趁机逃归的前御史中丞秦桧（对于秦桧的南归，一直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逃归，一种认为是纵归，今天已很难判断。对此我在今年六月出版的《宋代政治史》一书中有较为详细的分析，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看一看）。秦桧是一个权力欲极强，阴谋诡计多端的奸臣，他回来后，扬言道：“我有二策，可以耸动天下”，“今无相，不可行也”。言下之意，只要任命他为宰相，他就可以保证金朝接受和议。高宗信以为真，于是在绍兴元年八月任命他为宰相。可是秦桧为相后，金人并没有买他的帐，继续南侵，南宋朝廷里反对与金人议和的力量也非常强大，因而宋金议和并没有成功，高宗大感失望，于是秦桧任相一年后，便罢去了他的相位。但是，随着南宋军事力量的进一步壮大和金朝侵略政策的改变，宋金议和已有了可能，可是朝廷里反对和议的呼声仍然非常强大，于是高宗就想到了秦桧可以作为自己向金人屈膝投降的帮手，就在绍兴八年（1138）春天，第二次他为宰相，要他全盘主持与金人议和之事，同时解除了反对议和的宰相赵鼎和副相兼枢密副使刘大中等人的官职。绍兴九年（1139）夏天，宋金达成第一次和议，在南宋方面同意向金称臣、每年进贡银、帛的前提下，将河南之地归还给南宋。这个屈辱投降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遭到了包括岳飞、韩世忠等人在内的朝廷大臣和前线将领更大规模的反对。绍兴十年初，正当南宋军队准备根据和议前往河南去收复失地时，金朝方面却撕毁了和议，再一发动南侵。南宋军队奋起抗击，刘锜率领的四万宋军在顺昌（安徽阜阳）大败将朝大将兀术率领的十万金兵，取得了顺昌大捷，打得金兀术狼狈不堪。岳飞也在这时挺进中原，进行北伐岳家军的，多次大败金兵，取得了郾城（河南偃师）大捷和颍昌（在河南许昌东）大捷，收复了河南大片国土，岳家军的前锋已进抵达离开封只有四五十里的朱仙镇，形势一片大好。正当这时，高宗和秦桧却下诏各路南宋军队停止前进，准备后撤，同时也命令岳家军班师。
为什么在抗金战争形势大好的情况下，高宗和秦桧要命令岳飞等军队班师呢？第一是执行祖宗家法的需要；第二还是恐金症在作怪。高宗害怕长期的对金战争，会造成武人势力的壮大，为了抑制武人势力，就要解除他们的兵权，而要解除他们的兵权，当然非得与金人议和不可；而为了排除与金人议和的障碍，也得解除韩世忠、岳飞等人的兵权不可。他们还以为，这时已具备了向金人屈辱妥协的本钱，如果让南宋军队深入金朝重兵驻防的河北地区以后，一旦失败，会使屈辱求和、偏安江南一隅的资本也会丧失殆尽（这就是所谓见好就收）。
为了实现与金人议和，并收夺大将兵权，绍兴十一年四月，高宗将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帅从前线召回临安，名义上分别授与他们枢密使和副使的官职，实际上却完全解除了他们的兵权。当年冬天，南宋与金人签订了第二次和议，其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南宋向金称臣，“世世子孙，谨守臣节”；二是宋金疆界，东以淮水中流，西以大散关（在陕西宝鸡西南大散岭上）为界，南宋割唐（河南唐河）、邓（河南邓县）两州及商（陕西商县）、秦（甘肃天水）两州之半予金；三是南宋向金岁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此外，双方还约定：金朝归还高宗生母韦后和徽宗帝后的灵柩，但对钦宗的回来却只字不提。这就是“绍兴和议”。
高宗知道，岳飞收复中原故土的决心永远不会改变，同时也为了威胁反对和议的文武大臣，于是就在议和进行之际，倒打一耙，以谋反罪将岳飞和他的儿子岳云、部将张宪投入大理寺监狱，并经行百般拷打，可是仍然找不到他们谋反的半点证据。韩世忠对于宋高宗、秦桧一伙迫害岳飞的卑劣行径愤愤不平，前去责备秦桧，秦桧的回答是：“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气愤地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绍兴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历1142年1月27日），高宗、秦桧一伙终于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民族英雄岳飞和他的儿子岳云以及部将张宪。
这里或许有人会问，高宗为什么反对岳家军的北伐战争，最后甚至将岳飞杀害而自毁长城呢？过去联系到在“靖康之变”中被俘虏北去的宋钦宗始终没有南归的事实，后人有这样一种解释，认为这是高宗害怕收复中原，迎回“二圣”（徽、钦二帝）以后，徽、钦二帝要与他争夺帝位的缘故。明代文人文徴明就是这样认为的，他在一首诗中说：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
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更堪怜，风波狱！
岂不念，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
实际上，这是明代人根据明代的情况而所作的一种主观猜测，并不正确。大家知道，南宋初年的统治集团完全是高宗一手组成的，与钦宗可以说毫无关系，所以即使钦宗能回来，根据宋代防范宗室的祖宗家法，他也只能坐享厚禄而形同系囚，丝毫没有复辟的可能。
高宗反对岳家军的北伐，并最后将岳飞杀害，并不让钦宗回来的真实原因，除上面我们已经说过的一是恐金症在作祟。二是抑制武人的祖宗家法在作祟，是对武将的杀一儆百。三是为了实现对金屈膝求和的需要。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为了掩盖他生母韦氏（贤妃，太后）在金朝的“秽闻”。原来韦氏被俘北去以后，就下嫁给金朝贵族完颜宗贤，并生下二个儿子。这使高宗感到非常难堪。他为了不使这一宫廷秽闻传到南宋，不仅残忍地不让钦宗返回南宋，也不让所有被俘北去的宗室亲王和公主驸马回来。对逃回来的人，也千方百计地加以迫害（如对柔福帝姬），不让他们有开口的可能。
“绍兴和议”对南宋来说虽是一个丧权辱国和议，但使宋金之间大规模的战争得以停息，人民的生命财产避免了巨大的牺牲和损失，这对宋金两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此以后，南宋政权站稳了脚跟，宋金之间进入到了相对和平的时期。
下面我们来讲第二个部分，就是关于南宋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说起南宋，今人对它的评价并不高，原因恐怕有这样三个方面：一是认为他是一个偏安政权，软弱无能，与金人作战屡打败仗，被迫签订一个接着一个的屈辱和议；二是认为它只知歌舞升平，玩乐享受，而不思进取；三是作为南宋开国皇帝的高宗，居然将民族英雄岳飞杀害，对自己的父兄也形同路人，不让他们回来，由这样的人所建立起来的政权，有什么可说的！
我们说，这三个理由听起来都似乎很有道理，但实际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偏面性，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因为不了解当时的国情而有些意气用事。
从第一个理由来看，南宋虽然是一个偏安政权，但它实际控制的国土并不小，在当时来说，它至少占有大半个中国，人口全盛时期也达到了六千万人左右，在当时世界上它是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南宋的军事力量虽然不强，但它立国的时间却长达一百五十三年，而灭亡北宋的金朝，立国时间只有一百二十年；后来灭亡南宋的元朝，军事力量可谓强大，它灭亡金朝和西夏，前后不到三十年，而灭亡南宋却花费了四十五年的时间，如果南宋真的非常软弱，难道还用得着剽悍善战的蒙古军用得着这么长的时间去灭亡它吗？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尽管元朝一度是当时全世界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但它的立国时间也不到百年，国祚远远比不上南宋。由此可见，看一个国家的力量是否强大，不能只看军事力量，还要看经济实力和文化底蕴，也就是要看它的综合国力。因此我们说，南宋虽然是一个偏安政权，但却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南宋的军事力量虽然较弱，但综合国力并不弱。
从第二个理由来看，也明显地存在着贬低南宋地位的倾向。这种评价，恐怕多少受到了孝宗朝一位叫林升的太学生所作的一首诗的影响，那首诗的题目叫《题临安邸》，诗云：“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便把杭州作汴州。”大意谓南宋统治者只知玩乐享受，不思进取。我们说，作为南宋都城的临安，有楼外楼和歌舞，有众多的游乐场所并不奇怪，任何朝代的任何都城，都是一样，这应该说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的结果，不能与不思进取挂上钩。实际上，南宋帝王中安于现状，只图享乐，不思进取的人并不多，否则怎么会有孝宗朝前期的张浚北伐，宁宗朝前期的开禧北伐和理宗朝前期“端平入洛”战争的发生呢？当然，随着这些北伐和战争的失败，统治者感到自己力量不足，意志开始消沉，那是事实，但与不思进取却是两会事。这里附带说一下，南宋统治者深感立国的艰难，其腐朽性虽然存在，但与其他朝代相比，恐怕还是要少些。只要举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一是当时的西湖尽管已经很美，但是南宋皇帝去西湖游玩的次数并不多，如宋孝宗，不仅很少游西湖，就是皇宫园苑内在鲜花盛开的季节里，也不常往，只是命人折数枝来观赏一下而已。宁宗在位三十年，他竟然一次也没有游过西湖，这在普通人已很难做到，何况是一个皇帝！二是说到南宋的宫殿建筑，除了高宗晚年居住的德寿宫确实建设得富丽堂皇、非常豪华以外，在凤凰山上的皇宫，比起其他朝代来，却要简朴得多，特别是孝宗皇帝，在位二十余年，在宫里仅建了一个翠寒堂，上面不涂油漆彩绘，故这个堂的颜色像白象牙一样。孝宗怕人走坏磨损台殿，命人在上面铺上竹沓，太上皇帝高宗来时则撤去。按理说，奢侈腐朽是封建统治者的本性，南宋的大部分帝王能做到这样，你能说南宋是一个安于游玩享乐、不思进取的朝代吗？
那么，南宋在历史上的地位究竟怎样呢？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南宋是中国历史上是最为重要的朝代之一，其历史地位并不低于汉、唐。
原因在于“靖康之变”以后，北方虽然陷于女真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之下，南方依旧是相对先进的宋朝，保持了原先的经济和文化，如果没有南宋的建立，中华文明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尤其是北宋灭亡后，北方大批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工匠和技能之士都逃到南方，他们不仅为南方带来丰富的劳动力，也带来先进的思想、艺术和各种生产技能，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南方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此，我们可下面几个方面来看。
一、社会经济获得了显著的发展
宋室南渡造成了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给南宋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生产经验，推动了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
随着北方移民的蜂拥而至，南方尤其是两浙、福建、江西等人稠地狭的平原地区几被开发殆尽，人们便向荒山、浅海、河滩要地，垦辟了大量的圩田、梯田、沙田、海田。地方政府大力修复或新建水利工程，极大地减轻了水旱之忧。明清时期所使用的农具在南宋都已出现，犁耕技术已趋于完善。精耕细作加上推广复种制和稻麦杂粮套种制，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的产量。“苏湖熟，天下足”（3）的谚语由此而来。此外，棉花的种植逐步获得推广，从此我国增加了新的更为丰富的纺织原料。
从手工业看，南宋纺织业的规模和技术远胜金朝，丝织品种类繁多，产品精致美观，此后南方一直是中国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到南宋后期，棉纺织业也成为一个重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制瓷业发展迅速，如临安府官窑瓷器名扬中外；龙泉青瓷的烧制技术已臻炉火纯青；景德镇生产的瓷器被誉为“饶玉”，为后世的“瓷都”地位奠定了基础。南宋的造船业获得了进一步发展，海船的制造以两浙、福建最为有名，大的能载五六百人，成千吨的货物，且已开始采用多根桅杆，便于借助风力远航。当时的造纸业在质量和产量上都超过了北宋，与之相关的印刷业也有长足发展，刻书中心几乎遍及全国，临安府版刻天下第一。宋版刻书精良称绝，为元明清三代所不及。
南宋的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城镇快速发展，商业兴盛，海外贸易发达。临安府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南宋末年，全市加上流动人口，约有一百四十万人。城内店铺林立，商品种类繁多，买卖昼夜不绝。南宋稍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最著名的大城市是伦敦，可是它当时的人口也不过三万四千左右（4）。难怪元朝初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到达杭州后，惊叹它是“天堂之城”。南宋与六十多个海外国家有着贸易往来，临安府、庆元府、温州、松江、泉州、广州等城市都设立了专门负责对外贸易的市舶机构，绍兴二十九年仅市舶所抽取的商税，即达两百万缗（5），如果能够长此发展下去，中国早已成了一个海洋大国。
二、出现了光辉灿烂的南宋文化
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光辉灿烂的时期。北宋灭亡以后，宋文化在南方地区继续蓬勃发展，大放异彩。
一是理学的形成和儒学各派的互争雄长。南宋时理学最终形成，有以朱熹为代表的主流派道学，以胡安国、胡宏、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以谯定、李焘、李石为代表的蜀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此外，浙东事功学派也在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形势下崛起，他们中有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各学派之间互争雄长，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二是学校教育的大发展，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和学术的繁荣。
南宋学校教育分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书院和私塾村校，它们在重文政策的指导下，都获得了较大发展。如南宋嘉泰二年（1202），仅参加中央太学补试的士人就达三万七千余人，约为北宋煕宁初的二百五十倍（6）。州县学在北宋虽多次获得倡导，但只有到南宋才真正得以普及。两宋共有书院397所，其中南宋占310所（7），是北宋的三倍还多，著名的白鹿洞、象山、丽泽等书院，都是各派学者讲学的重要场所。为了适应科举的需要，私塾村校更是遍及城乡。学校教育的大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南宋文化的普及和学术的繁荣。
三、是促进了文学、艺术的繁荣。
南宋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繁荣昌盛的时代。词是两宋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形式，据
四、造就了领先世界的科技成就
南宋亦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正如英国学者李约瑟所说：“对于科技史家来说，唐代不如宋代那样有意义，这两个朝代的气氛是不同的。唐代是人文主义的，而宋代较着重科学技术方面……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9）此话当然一点不假，不过如果将南宋与北宋相比较，李约瑟上面所说的话，恐怕用在南宋会更加恰当一些。
首先，中国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即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而言，在南宋就获得了比北宋更大的进步和更广泛的应用。当时，指南针已从简单的水浮单针发展为比较复杂的罗盘针，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发明；绍兴年间，作为地方守臣的陈规，在抗金战争中发明了用长竹竿制枪筒以喷射火焰的“火枪”，这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原始管形火器，此后南宋人又发明了使用弹丸的“突火枪”；南宋文臣周必大用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刻印了自己的著作，成为历史记载中实际应用活字印刷的第一人。
其次，在农业科技上，南宋陈旉所著《农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有关南方农业生产技术与经营的农学著作。该书首次对土地利用规划的技术进行了研究，并在养蚕栽桑和农业经营管理等方面都提出了卓越的见解。
第三，在数学领域里，秦九韶和杨辉是南宋数学家的杰出代表。秦九韶撰著《数书九章》，发展了任意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正负开方术）和联立一次同余式解法（大衍求一术），其研究领先欧洲五百余年。杭州人杨辉撰有十余种数学著作，不仅记录了古代大量的数学算题和算法，还对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如他在著作中所列“纵横图”是世界上对幻方的最早系统研究和记载，他改革了乘除算法，对我国明代珠算的发明有重要推动作用。
第四，在医药学方面，南宋医药分科更加完备，几乎每科都有名医、名著。如陈自明精通外科和妇科，所著《妇人大全良方》直到明清仍被妇科医生奉为圭臬。外科医生李迅编成的《集验背疽方》，深受百姓欢迎。王执中《针灸资生经》和闻人耆年《备急灸法》两书，反映了当时针灸学的最高水平。宋慈的《洗冤集录》是世界上第一部司法检验专著，不仅奠定了我国古代法医学的基础，而且对后来的世界法医学也产生了广泛影响。今天在中央四台播出的电视连续集《》，就是根据《洗冤集录》演绎而成。
此外，南宋在纺织、制瓷、造船、冶金、造纸、酿酒、地学、水利、天文历法、军器制造等方面的技术水平都比过去有很大进步，兹不赘述。
五、凝结了弥足珍贵的民族精神
南宋又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气节的朝代，这也是中华民族立国之本。金朝灭亡后，宋蒙战争随即展开。蒙古铁骑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它在近三十年时间里，灭亡了西夏和金，又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西征，横扫中亚、西亚、俄罗斯等大片土地，前锋一直打到中欧多瑙河流域。但面对如此劲敌，南宋竟顽强地抵抗了四十五年之久，这不能不说是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这靠的就是在南宋思想和文化的薰陶下所形成的同仇敌忾、弥足珍贵的民族精神。在这四十五年间，发生了无数次战争气壮山河的反侵略战争，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如王坚领导钓鱼城保卫、襄樊保卫战、李芇领导的潭州（长沙）保卫战，李庭芝姜才领导的扬州保卫战、马塈领导的静江府（广西桂林）保卫战、张世杰陆秀夫领导的崖山之战、文天祥领导的抗元战争等，这些战争都打得异常激烈和悲壮，这在其他朝代是很难看到的。特别是文天祥，他作为一个状元、宰相，领导抗元战争屡仆而屡起，不幸兵败被俘押赴大都（北京），在那里他不顾敌人的软硬兼施、威胁利诱，始终大义凛然，威武不屈，在囚禁了三年零二个月以后，最后慷慨就义。文天祥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以及他“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篇，给后人留下了一份极为宝贵的精神遗产。
那么，南宋对近代中国所产生的影响又是如何呢？我们同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南宋对后世的影响之深刻，是任何朝代都不能比拟的。对此，已有许多著名的学者有过论述。如著名思想家严复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10）有鉴于北宋的陷落于金人之手和南宋的再造，严复所称之“赵宋”，可以说是北宋开其端，南宋承其事，其对后世影响之深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南宋为后世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南宋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经完成了从唐代后期开始的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的历史过程。继苏、湖成为南宋的粮仓以后，福建、江西等地在元朝也成为重要的产粮区。元时江浙行省岁粮收入占全国1/3强，说明南宋农业生产的发展已为后来中国南粮北调的格局奠定了基础。明代以后，粮食重点产区进一步推进到湖广（湖北、湖南）地区，“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一直流传到近代。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兴盛，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进步，南宋的海外贸易空前繁荣。不仅中国商船驶往世界各地，海外蕃商也纷纷来南宋贸易，广州、泉州等港口都设有蕃坊，甚至建起规模宏大的清真寺，以阿拉伯人为主的外国商人多达数万人。近有学者指出：到宋元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向，出现了由汉唐的“头枕三河（即河内、河东、河南），面向草原”到“头枕东南，面向海洋”的历史性转折，亦即自封闭式的自然经济向开放型的商品经济过渡。笔者认为，南宋正是这一转折的最重要时期。如果能够按照这一势头继续发展下去，中国很可能成为世界上最早的海洋大国。可惜到了明中叶以后，由于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原因，出现了连续多年的海禁，海洋之路被阻断，“于是中国再度回到面向西北草原的内陆国家运行轨道中来”。（12）
与社会经济密切相关的经济制度和赋税制度，在南宋也出现了与前代不同的变化，并对后世有积极的影响。如会子为主的各种纸币在全国普遍使用，金朝和后来元朝所使用的交钞，就是对南宋钞法的仿照；南宋推行经界法时，绘制各户田地顷亩的地形图，被称为“魚鱗图”，这是明代“鱼鳞图册”的先导；再如南宋各地陆续蠲除了按人头征收钱米的身丁钱，减轻了百姓负担。一些地方政府将各种杂税一并依物力高下征收，甚至将役钱完全摊入田亩征收，这些做法可谓明代“一条鞭法”和清代“摊丁入亩”制的雏形。
二是南宋在思想文化方面对后世的影响巨大。
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著名史学
首先，南宋理学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理学虽产生于北宋，但最后形成则在南宋。从理宗朝起，它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直至晚清，其影响之深广，没有其他思想可以与之匹敌。理学思想固然有其消极的方面，但其精华部分，对形成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具有巨大的作用。这一民族精神在今天也可称其为南宋精神，这就是誓死捍卫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一精神是由南宋无数文臣、武将、爱国志士和普通百姓遵循理学中的仁义思想、民本思想、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在严酷的斗争中用鲜血和生命所铸成的。民族英雄岳飞、爱国诗人陆游、抗元大臣文天祥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他们的英雄气概、献身精神和对国家对民族的拳拳之心，一直激励着今天的人们。每当中华民族发生危难之时，《满江红》的歌声就唱起，“还我河山”的口号就喊起。此外，南宋永嘉事功学派的功利主义思想，对浙东地区的社会经济也有着深刻影响。今天我们审视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州模式”，仍不难从八百年前事功之学中找到历史渊源。
其次，南宋由于重视文治，所以史学特别发展，从而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史书典籍，总字数超过二亿字；南宋史书的体裁更加完备，新创纪事本末体、纲目体和学案体，这些体裁在明清时期得到广泛应用。南宋史家还第一次提出了“经世致用”的修史思想，就是说研究历史要为现实服务。如吕祖谦说：“学者需当为有用之学。”这种思想对后代的史学家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第三，南宋文学、艺术的许多方面都对后世有极大影响。元明以来的《古今小说》、《三言两拍》等短篇白话小说，明清时期的《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长篇章回小说，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是继承和发展了南宋盛行的话本小说而来。南宋闽浙沿海出现的南戏则是戏曲史上的一朵奇葩，它与后来的金院本相结合，成为元杂剧的前身，为我国戏剧的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
第四，南宋时候发明的软盘针，不仅推动了中国的远洋航行，在明代前期出现了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壮举，而且传到欧洲以后，促使加伦布和麦哲伦的远航，出现了地理大发现，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第五，南宋的民俗风情、宗教习俗、节气和婚丧礼节，在今天也可以看到它的众多影响。限于时间，不再举例。
这里还要指出一点，南宋虽然灭亡了，但是南宋文化并没有随着南宋的灭亡而断送，这是因为南宋灭亡以后，随着临安府作为都城地位的丧失和蒙古贵族的武力逼迫，出现了较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部分南方人被掳掠或强征到了北方，部分居住于杭州的士大夫和文化人及其子弟，为了生计，也陆续散居到全国各地。这些人作为文化的载体，将先进的南宋文化传播到了全国各地，与当地文化相融合。元世祖忽必烈推行“汉法”，更促进了这种文化的传播和融合。
总之，南宋尽管也存在着封建社会所固有的许多弊病，但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朝代。南宋经济之发达，城市之繁荣，文化之辉煌，人才之众多，政权之稳定，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偏安政权所不能比拟的，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我们对南宋社会的认识，不能以偏盖全，不能人云亦云，而是要看大局，看影响，看当时的历史条件，不仅要看南宋统治集团，更要看南宋广大的人民群众；不仅要看南宋的军事力量，更要看南宋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不仅要看南宋在当时的地位，也要看它对后世的巨大影响。
(1)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七《太宗文烈皇帝五》天会九年条。
(2)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八《宋季耻议和》。
(3) 范成大：《吴郡志》卷五○《杂志》。
(4)（日本）池田静夫：《中国水利地理史研究》第302页，，日本生活社1940年出版。
(5)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三，绍兴二十九年九月壬午条。
(6)《宋会要辑稿》崇儒一之三九。
(7）参见曹松叶《宋元明清书院概况》，载《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十集，第
111～115期，1929年12月至1930年出版。
(8)袁同礼：《宋代私家藏书概略》，载《图书馆学季刊》第2卷第2期。
(9)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导论》（中译本），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10）严复：《学衡》第13期《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三九，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影印本。
(11)章如愚：《山堂群书考索》续集卷四六《东南财赋·吴衡进图》。
(12)葛金芳：《大陆帝国与海洋帝国——兼析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轨迹》，载《新华文摘》2005年第5期，第64—65页。
(13)《中国水利地理史研究》第303页。
(14)《元史》卷八《世祖五》。
(15)《元史》卷一三《世祖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