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主力的万里长征，早已作为举世罕见的人间奇迹和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永垂史册。凝集着一代中华优秀儿女崇高情操的长征精神，也将不断注入我们民族的当今与未来。带领红军健儿创造这一奇迹的舵手是毛泽东，指引这一转折胜利实现的思想指南是毛泽东军事思想。

　　１９２７年，当南昌起义的枪声划破旧中国的茫茫夜空时，怎样才能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东方大国里和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的条件下，将革命战争领向胜利彼岸，还是个巨大的历史课题。土地革命战争十年火与血的奋斗，共产党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探索。别的做法都失败了，唯有“山沟”里的毛泽东以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的伟大创造气魄，率先把马列主义原理同中国实际成功地结合起来，辟出通往胜利之途。从进军罗霄山脉中段到写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开创了中国革命战争首先向广大农村发展，逐步包围城市并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的正确道路；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奠立了建设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各项根本原则；从井冈山时期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到指挥中央苏区前三次反“围剿”取得辉煌胜利，形成了红军作战的全部基本原则。这样，至１９３１年秋，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以卓越的军事实践与军事理论，回答了正确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必须解决的三个根本问题，即走什么道路、如何建军和怎样作战。这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初步形成。但是，直到长征以前，毛泽东的军事主张主要是在他所领导的那一块根据地局部内起作用。中国革命战争的科学指导理论问题，在全党全军范围远未解决。在党中央居于统治地位、支配革命战争全局的，仍是照搬外国经验、唯“国际指示”是从的教条主义军事路线。毛泽东创立的建军、作战原则，连同他在红军中的指挥权，不久就被这条路线排斥、剥夺。战争的检验是无情的，由此而造成的结果，是１９３３年至１９３４年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大失败，全国各根据地力量丧失９０以上，中国革命战争的命运危在旦夕。全国各支主力红军的万里长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迫仓促实行的另求生路之举。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生死关头，是毛泽东和他的高超军事思想挽救了中国革命。通观长征全过程，党和红军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一是如何求生存，二是如何求发展。求生存，必须战胜三种意义上的敌人：首先是国民党军队重兵集团的围追堵截，再就是难以想象的严酷自然条件和张国焘个人野心造成的全党全军分裂危险。其中，长征前期的生存境况尤为险恶。敌数十万大军层层封锁，步步紧逼，而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笨拙指挥不仅不能使红军脱险，反而导向绝境。痛中思痛，党和红军从血的教训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在两条截然不同的军事路线之间作出了历史性选择。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重大问题上，头一次独立自主地作出的结论。表达的方式，就是１９３５年１月党中央政治局的遵义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对错误军事路线的系统批判和提出的各项军事主张，成为会议决议的基础。在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等多数同志的拥护下，毛泽东成为中央最高决策层的实际核心。随着遵义会议实现了中国革命战争全局统帅核心与指导理论上的根本性改变，长征形势全然改观，狂澜奇迹般地得挽。四渡赤水，兵临贵阳，虚指昆明，巧渡金沙，毛泽东以一连串中外战争艺术史上罕见的大手笔，指挥红军以指东击西、形南实北的高度灵活动作，呼啸驰骋于黔桂川滇的万水千山之间。待到蒋介石统帅部终于如梦初醒时，数万红军早已安然脱险，逶迤北去了。至此，保存中国革命战争火种的问题基本解决。长征中、后期，红军指战员所以能以坚定的信念和非凡的毅力爬雪山，过草地，克服沿途重重自然险阻，其精神力量在相当程度上来自对领路人毛泽东及其军事思想的高度信赖；党和红军所以没被张国焘的分裂行径搞垮，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关于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已经扎根党心、军心。

　　求发展，关键是正确选择长征转移的战略方向。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放眼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关系变化的国内外大势，为红军长征确定了北上抗日的路线，把从国内阶级革命战场上的退却变成对民族敌人的进攻。这一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对中国革命战争力量后来得以迅猛壮大，起了一锤定乾坤的作用。在北上抗日路线的指引下，１９３５年１０月至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全国三大主力红军红一、二、四方面军相继会师西北。在长征胜利结束的凯歌声中，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的巩固大本营在西北建立起来，成为中国革命战争新的可靠战略依托和新的斗争出发阵地。紧邻抗日前线的地缘战略位置，西北和华北军民日益高涨的抗日热潮，北国辽阔的回旋空间和足够的人力物力资源，为革命武装力量的浩荡发展提供了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和地理环境的优越客观条件。正是从这块新的阵地出发，毛泽东等率领红军高举抗日先锋军的旗帜，于１９３６年２月跨过黄河举行东征，向全国民众昭告了共产党和红军是民族革命的先锋，从而为革命力量播向全国开始赢得广泛的社会基础。也正是从这块新的阵地出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我军便迅速出现在华北抗战最前线；接着又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顺利完成了战略展开，在民族革命战争的烽火中燃成了燎原之势。从此，我党我军在全国范围的发展洪流，就犹如滔滔黄水奔泻东去，无论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了。回眸整个长征岁月，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引红军谱写出壮丽的史诗，赢得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生存与发展。没有毛泽东作舵手，没有毛泽东军事思想作指南，长征的历史以至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就会改写。

　　自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之后，偌大个中华民族，沦为外来强盗俎上鱼肉；数万万劳苦大众，在反动势力血腥统治下挣扎悲吟。曾有多少仁人志士啼血呼号，更有多少英雄豪杰揭竿而起，都因缺少先进阶级政党的领导和正确革命理论的指引而壮志难酬。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给中国革命带来希望的曙光。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主要是同革命战争实际相结合。能否形成一套正确指导革命战争的军事理论，直接关系着我国人民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事业的成败。长征以前，毛泽东军事思想虽然已经开始形成，但毕竟还是在革命斗争的一个局部被承认。红军长征则是全党全军的战略性转移行动，这就为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整个中国革命战争全局范围内得到检验与公认，提供了广阔舞台。正是通过惊心动魄的长征风云，全党全军真正认识了毛泽东和他的军事思想，由衷敬服了毛泽东和他的军事思想，把毛泽东推举到党和红军实际的领导核心位置，确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中国革命战争全局上的指导地位。一句“毛主席用兵真如神”，道出了全党全军经过长征而形成的坚定共识。如果说红军举行长征原本是一种不幸，那么，在这一不幸之中，中国革命战争的舵手问题和指导理论问题终于在全党全军范围内得到了解决，则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万幸。从此，中国革命战争从“星火”燃向了“燎原”。长征最伟大的历史意义，即在于此。邓小平同志说，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可能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用这句话概括红军长征和长征之前与之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再也恰当不过了。

　　上个世纪，恩格斯曾经预言：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也必将有自己的表现。长征的历史典型地说明，毛泽东军事思想就是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在军事理论上的体现。在纪念红军长征６０周年的日子里，我们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一定牢记邓小平同志关于“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发展我国军事科学”的号召，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毛泽东军事思想这笔宝贵财富，使我军建设朝着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和国防建设理论指明的方向，按照江泽民主席提出的要求，以更坚实的步伐挺进。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６０周年。值此全国人民隆重纪念之时，我们向所有参加过长征和为长征胜利作出贡献的老同志，向当年支援红军长征的各族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和亲切的慰问！

　　６０年来，长征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们勇往直前，从胜利走向胜利。今天，当我们面对跨世纪的宏伟蓝图，踏上新的征程之时；当我们认真落实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努力开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新局面之时，学习和发扬长征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长征的胜利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长征为中国革命锻炼和培养了骨干力量。长征的胜利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的胜利，是红军大团结、军民大团结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胜利。长征英雄们以不怕任何困难，不惧任何牺牲的英雄气概，在革命理想的鼓舞下，以其坚定、忠勇所创造的业绩将彪炳千秋，所铸就的长征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军魂、党魂、国魂，成为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最好教材，成为进步人类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长征精神将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同辉。

　　今天，我们正在组织实施跨世纪的伟大工程。这是一次新的伟大的长征。这个工程的实现，对于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伟大深远的意义。实现这个工程，需要创造各种条件，克服各种困难，尤其需要江泽民总书记所倡导的新时期的创业精神。这种精神，就是长征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扬。今天我们纪念长征，就要学习长征英雄们那种对革命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就要学习长征英雄们那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敢于胜利，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就要学习长征英雄们顾全大局，严守纪律，亲密团结的高贵品质；就要学习长征英雄们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

　　长征从被动到主动，从连连失利到踏上胜利的坦途，转折点是遵义会议。遵义会议使我们党和红军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有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这是长征取得胜利的关键。长征的历史昭示我们：有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和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关系着我们事业的兴衰，关系着我们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今天，我们要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推动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党的基本理论、党的基本路线，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艰苦奋斗，励精图治，在新的长征中夺取新的胜利。

　　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
　　首先，我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全国各族人民，向领导红军创造这一历史伟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向在长征中浴血奋战的红军指战员，向当年全力支援红军长征的各族人民特别是各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向在座的和所有健在的功勋卓著的红军老战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六十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宣告国民党反动派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宣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
　　长征，是历史上无与伦比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创造的人间奇迹，是中华民族一部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长征将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的丰碑上。
　　我提议，全体起立，为在长征途中和在各地革命斗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默哀！
　　同志们，红军长征是在当时国内外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进行的。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我东北三省，虎视眈眈地窥视整个中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向全国发出了武装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号召，提出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广泛动员和组织抗日救亡运动。然而，国民党蒋介石置民族危亡于不顾，顽固坚持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调集数十万大军，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对中央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艰苦的长征和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此后，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六军团即后来的红二方面军，也相继撤出鄂豫皖、川陕、湘鄂川黔等根据地，踏上了长征的征途。
　　在长征路上，国民党蒋介石纠集主要军力围追堵截，妄图置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于死地。英雄的红军在毛泽东等同志的领导和指挥下，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气，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转战乌蒙山，激战嘉陵江，血战独树镇，在川黔滇鄂豫陕广大地区调动敌人，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二万五千里，终于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长江南北的红军队伍和游击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持游击战争。创建陕甘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西北地区红军，同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一起，打破了敌人的重兵『围剿』，为党中央把革命的大本营安置在西北创造了条件。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的东北抗日联军，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地下斗争的党组织，以及党领导的各方面力量，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都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长征，是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的一场大搏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
　　长征的胜利，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深深植根于中国各族人民之中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不可战胜的。
　　长征的胜利，宣传了党的主张，撒下了革命的火种，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长征的英雄事迹，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斗志，也震惊了世界。
　　长征的胜利，实现了我们党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红军主力转移到抗日的前进阵地，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红军担负起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的使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长征的胜利，保存和锻炼了革命力量。经过长征考验的共产党员和红军将士，是我们党和军队最可宝贵的财富，许多同志后来成为治党治军治国的骨干。
　　长征的胜利，最具有深远意义的是，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的最重要的保证。
　　今天，我们纪念红军长征的胜利，既是为了缅怀红军的光辉业绩，也是为了记取长征的历史经验，发扬长征的革命精神，把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当年长征，物质极其匮乏，甚至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但是红军将士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他们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靠的是全党全军的坚强团结和军民之间的大团结，靠的是红军战士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
　　长征途中，我们党举行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遵义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遭受严重挫折的教训，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我们党首先是中央领导集体开始自觉地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这是我们党在理论上和政治上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中国革命的发展从此打开了新局面。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都反复和充分证明了一个历史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始终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创造性地走自己的路，使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最根本的思想基础。
　　长征途中，在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克服了王明的“左”倾宗派主义，粉碎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图谋，全党全军和军民之间实现了革命大团结。在同强大的敌人和恶劣的自然条件的殊死搏斗中，各路红军互相支援，密切配合；红军将士政治上同心同德，生活上互相帮助，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刻，总是把方便和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困难和死的危险留给自己，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团结战斗的光辉篇章。红军十分重视军民团结和民族团结，所到之处，坚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严格遵守群众纪律，赢得了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坚强的团结保证了长征的胜利。今天，我们要继续发扬这种伟大的团结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军在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基础上的团结，不断促进全体人民和一切爱国力量的大团结，使之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振兴的巨大力量。
　　长征途中，红军所经历的艰难困苦是世所罕见的。但是，千难万险压不倒红军将士。没有气吞山河、勇往直前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长征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伟大的长征给党和人民留下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是保证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当前，我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正在为把祖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实现这个宏伟目标，任重而道远。这是新的伟大长征。我们党已经形成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定了现阶段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和跨世纪的宏伟蓝图。现在的关键是，要在实践中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要为取得新长征的胜利付出巨大而艰辛的努力。
　　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同志就告诫我们：“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也多次指出：“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那种认为现在物质条件改善了，不再需要艰苦奋斗的想法，是完全不对的。我们党现在所处的环境和肩负的任务与红军长征和革命战争时期不同。当时我们处在战争环境之中，主要任务是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现在我们处在和平环境之中，主要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我们今日为之奋斗的建设事业，是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的继续。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任何时候都不能涣散革命意志，懈怠奋斗精神。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彻底改变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贫穷落后的面貌是异常艰巨复杂的任务。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风险，需要我们不断地发扬长征精神，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传统。
　　我们要把长征精神作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动力，作为在全体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进行理想信念和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以革命先辈为榜样，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革命作风，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大公无私，清正廉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我们要把长征精神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激励和鼓舞全国人民奋发图强，开拓前进，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长征道路上不断夺取新的胜利。（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２２日电）

　　编者按：这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王首道同志的一篇遗作。为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６０周年，９１岁高龄的王首道同志不顾年高病重，坚持写作，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论述了当年的长征是我们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继承和发扬红军长征精神，对于我们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新长征的重要现实意义。我们发表这篇文章，既是对我们的前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作的牺牲和贡献表示深深的敬意，也是对王首道同志的不幸去世表示深切的悼念。

　　红军长征胜利已经６０周年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一部史无前例、雄伟壮丽的史诗。“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共产党的领导是长征胜利的政治保证


　　毛泽东同志说过，“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长征的历史证明，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只有坚持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同志率领部队到达永新三湾，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将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报告中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由毛泽东同志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朱德任总指挥的红军第一军团，由于全面实行了古田会议决议精神，加强了军队里党的建设，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这支共有２万余人的红军队伍，成为全国红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

　　王明“左”倾路线在根据地的推行，直接削弱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和指挥，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为单纯的打仗一项，导致革命的巨大挫折和损失。

　　遵义会议的召开，胜利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建立了以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为指导思想的党中央的领导。由于这一历史性的伟大转变，我们党才能够在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并且克服了张国焘退却逃跑路线和分裂党的阴谋，胜利到达陕北，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首先，在长征中，坚持党对红军的集中领导。遵义会议后，党中央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克服了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念，使党的正确指示、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战略思想在红军中能够全面贯彻执行，“北上抗日”成为全党和红军的明确目标。

　　其次，党员领导干部在长征中发挥了楷模作用。在长征路上的许多艰险战斗中，周恩来同志总是不顾个人安危、亲临第一线指挥，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比如，为了抢渡金沙江，摆脱我军后面尾随着的数十万敌军，周恩来同志不顾连续行军的疲劳，在油灯下通宵达旦地察看地图，研究进军路线。在周恩来同志亲自组织和指挥之下，我们几万红军仅用６只小船，经过九天九夜，就全部渡过了水流湍急的金沙江。强渡大渡河时，共产党员孙继先一马当先，率领十八勇士第一个冲上河对岸，打垮了敌人的封锁，为部队前进开辟了道路。

　　再次，党的基层组织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毛泽东同志指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在红军中，党的组织分军委、团委、营委、连支部四级，班有小组。长征途中，各级党组织积极开展各项活动，发挥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使之为我们克服困难、战胜敌人、胜利完成长征，起到了积极的政治保证。在最危急关头，都是党员挺身而出。无论是强渡大渡河的勇士，还是飞夺泸定桥的英雄，都是由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的。由于党支部和党小组战斗堡垒作用的充分发挥，共产党员们在战斗中争当先锋，在困难面前走在前头，因而使我们的红军成为一支锐不可当的钢铁队伍。


　　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长征胜利的重要前提


　　人民是革命的母亲。红军一切为了群众，又很好地依靠了群众。在长征中，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人民群众的财产秋毫无犯。在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红军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与少数民族群众坦诚相见、交朋友。刘伯承同志与彝族首领小叶丹面对青山碧水歃血盟誓，结为兄弟的故事，成为红军长征中的千古佳话。由于红军所到之处，真心诚意为群众办事，打土豪分田地，帮助穷苦人翻身解放，因而，广大群众把红军视为自己的子弟兵，是穷人的队伍，把红军称为“菩萨兵”。红九军团经过云南东川一带，由于得到当地干人儿的帮助，因而顺利攻下了东川县城。红军打开粮仓，把粮食发放给穷苦群众，并且根据群众的要求，公审处决了反动县长和一个大土豪，城内外群众对此拍手称快。在东川县城，红军得到群众的大力支援，筹款达６万余元，干人儿踊跃参加红军，不到一天半的时间，便扩大了８００多个红军战士。

　　红军在长征途中遇到的许多难以想到的困难，都是依靠地方群众的帮助解决的。红军强渡大渡河时，不仅要冒着对岸敌人的炮火，还要克服大渡河的急流险滩。要强渡过河，必须找到熟练的船工。经过做工作，十几名船工来了。战斗打响了，老乡们冒着枪林弹雨，一桨连一桨地拼命划着。船到河中向下滑出几十米，撞在大礁石上，在面临船毁人亡的危急关头，四名船工跳进滚滚的急流里，用背顶着船，船上的船工尽力用竹篙撑着，经过惊心动魄的搏斗，终于脱离了险境，把红军勇士们送到对岸。在红军面临茫茫草地的时候，当地一位六十多岁的藏族通司不畏艰险，带领红军在水草地行军四天四夜，终于开辟了一条可以让红军大部队通过的生命线。

　　长征中军民鱼水情，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篇章。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９日，红二、六军团攻占湖南锡矿山。工人群众个个兴高采烈，不仅夹道欢迎，而且还燃放鞭炮，自发地在门口点上小油灯给部队照路。时值初冬天气，红军的衣着单薄，群众纷纷把好房子腾给红军，把厚实的被子让给红军，并主动为红军做饭、烧水。我们的红军战士也争着为群众做事，真是军民一家人啊！一天晚上，一连一排３０多名红军战士夜里睡觉煤气中毒，周围群众闻讯后，很快弄来了新鲜萝卜和淘米水，把鲜萝卜磨碎后和淘米水一起煮沸，然后一口一口地喂给中毒的战士们吃，由于抢救及时，中毒的战士全部苏醒过来了。红１７师在一次作战后，有４７名伤员打算寄放到六寨。在经过新寨时，苗族首领扬以沙老人带领全寨男女老少，赶到路边，硬是把伤员们“抢”到他们寨子里去治疗休养。伤员们到新寨后，全寨三十几户人家争着让出自己的床铺安置伤员。妇女们为伤员端屎端尿，男人们扛上火枪站岗放哨。在遇到民团搜查时，苗族群众就把伤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后来，有几位伤员因伤势恶化，光荣牺牲，苗寨用最隆重的仪式进行安葬，并特意为烈士们修建了“红军坟”，成为长征中军民鱼水情的历史见证。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是长征胜利的思想基础


　　在漫漫长征路上，不仅有枪林弹雨，还有急流险滩、雪山草地，更有饥饿、寒冷、疾病等等难以想象到的困难。“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面对各种险恶的环境，红军广大干部战士表现出了压倒一切敌人、战胜一切困难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靠着英勇牺牲、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红军冲破了一道道敌人的封锁，越过了一道道的艰难险阻。乌江宽２５０米，江水流速达每秒１·８米，无论投下什么东西，转眼就会冲得无影无踪。就是在这前有急流后有追兵的危急关头，红军硬是抢渡了乌江。为夺取泸定桥，红军战士溯大渡河而上，与敌人争分夺秒，以每天１２０公里的急行军速度，抢先到达泸定桥。当时泸定桥已被敌人破坏，拆得只剩下几根光溜溜的铁索，悬荡在令人头晕目眩的激流之上。２２名红军英雄组成突击队，冒着对面敌人的火力封锁，攀着铁索，一边匍匐射击前进，一边在铁索上铺门板，硬是把泸定桥从敌人的炮火中夺过来，保证了红军大部队的通过。

　　爬雪山过草地同样艰险无比。夹金山，海拔４５００米，山上空气稀薄，天气变幻无常，进到山里，雪花飞舞，红军战士一个个变成了雪人，越往山上爬，路越艰难，空气越稀薄，人喘气十分困难。有的同志累了坐下休息，就永远没有起来，有的同志走着走着，不知怎么倒下去就没站起来。前面的同志牺牲了，后面的同志继续前进，雪山终于被红军干部战士百折不挠的革命毅力征服了。红军离开毛儿盖北行２０公里便进入草地。草地根本没有路，千里沼泽，人烟杳无，“鸟飞不下，兽铤忘群”。饥饿、寒冷、沼泽、疾病……威胁着每个红军指战员的生命。没有吃的，把骡马杀掉；骡马没有了，挖野菜；野菜吃光了，就煮皮带吃。由于缺盐，许多人发生浮肿。我和我的警卫员在没有吃的时，把骡马大粪中的青稞粒扒出洗干净吃，渡过了难关。靠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革命意志，红军干部战士走过了人迹罕至的荒滩草地。多数同志挺过来了，数以百计的战友倒下了，把忠骨埋在了渺渺的草泽里。

　　令我难忘和敬佩的是谢老（觉哉）、林老（伯渠）、董老（必武）、徐老（特立）。一路上，“四老”老当益壮、以苦为乐，经常讲些历史故事，鼓舞大家奋勇前进。其中林老和我都编在二纵队（代号红章纵队），他担任没收委员会主任和总供给部长，和普通战士一起步行，雄姿英发，阔步向前，从不气馁。黄镇同志为他画过一帧题为“夜行军中的老英雄”的素描。他经常高举一盏小马灯，每遇溪流隘口，便手拿竹棍在前探路，引导大家安全通过。在爬雪山、过草地的艰险时刻，他总是鼓励战友们：“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我们到达陕北瓦窑堡时，朔风呼号，大雪纷飞，林老身着单裤步行，遍身皆白，像个雪人，白胡子也看不清了。他精神抖擞地走进一间空屋，笑着说：“财政部就设在这里。”立即亲自动手点票子给各单位发钱。当时我想：这位革命老人艰苦奋斗、万里不怠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多么令人敬佩啊！


　　党和红军的团结是长征胜利的力量源泉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这是红军长征留给我们今天的又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遵义会议的召开，充分体现了在革命生死攸关的时刻，党内和红军内部团结的极端重要性。当时，为了挽救党、挽救红军，必须把红军的领导权从“左”倾路线代表手中夺过来。当时我被任命为“红章纵队”政治部主任，主要工作是负责保卫和照顾有关的中央首长。随我们纵队行动的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他们一起行军，一起宿营，担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处，不断的相互谈心，彼此越来越了解，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遵义会议前，周恩来同志做了大量的耐心细致的工作。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等都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在遵义会议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张闻天同志一直担任党的总书记职务。他与毛泽东同志的合作是很成功的。体现了党内高度的团结。毛泽东同志曾风趣地向我们说：洛甫同志是“开明君主”。周恩来同志积极协助毛泽东同志组织和指挥红军，林老（伯渠）当时抒写下“坚持遵义无穷力”“阳光坦荡己无歧”的诗句。这诗句既反映出他热诚拥护确立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的正确领导的激动心情，又赞颂了当时全党全军团结一致的精神面貌。

　　在长征中，红军兄弟队伍之间的阶级友爱，使红军成为能够战胜一切困难的革命洪流。１９３４年１０月，红二、六军团会师，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师。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肖克、王震等同志为首的两军领导同志，把团结看做是加强党的领导和革命斗争发展的关键。两军互派干部，大家互相敬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亲如兄弟，团结使二、六军团的力量倍增。１９３５年６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达维，当时场面十分感人。中央红军高呼：“向四方面军学习！”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则高呼“向中央红军老大哥学习！”毛泽东同志在会师大会上说的两句话具有历史的意义。“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是一家人！”“ 会师的胜利证明我们的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历史证明团结的力量是无穷的。

　　在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更显示出了党和红军广大指战员的团结。跟随四方面军行动的朱德同志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定的党性原则。他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旗帜鲜明地揭露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耐心地向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宣传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主张，使大家明确了革命方向。徐向前同志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在与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的关键时刻，徐向前同志毅然决然地说：“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从而稳定了部队情绪，顾全了红军团结，维护了党的尊严。叶剑英同志在得知张国焘要危害党中央的阴谋后，急速赶到中央驻地，将有关情况报告毛泽东同志，使毛泽东同志和中央红军及时摆脱危险。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主席、党中央派我和其他同志到瓦窑堡去，把被“左”倾路线错误关押的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等同志释放出来。毛泽东同志号召全体干部军民要进一步加强团结、一致对敌。徐海东同志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后，一直强调要与陕北地方党、政府和红军搞好团结。与中央红军会合后，徐海东同志坚决拥护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主动要求中央派干部到十五军团加强工作，对调来的干部极为尊重。我在十五军团任政治部主任时，他和我团结合作，亲密无间。当时，有一件事使中央同志深受感动。中央红军刚到陕北时，供应很困难。徐海东同志得知中央需要现金，即把十五军团仅有的７０００元现金中的５０００元上交给中央，并把一批布匹、药品、武器、弹药送给一军团。在当时物质万分困难的情况下，这种识大体顾大局、不搞本位主义和小山头的高尚品德，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高度的无私精神。

　　今天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新的长征。走在新长征路上，我们应继承和发扬当年红军长征的精神，把长征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变成推动我们各项事业前进的巨大力量。我们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珍惜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党和人民在历史中结成的鱼水之情；必须坚持为了中国革命的成功，不惜赴汤蹈火、流血牺牲、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必须维护党和军队的团结。红军长征的路是艰苦的、漫长的；新长征的路会是更艰苦、更漫长。因此，我们回忆长征、纪念长征，就是要通过深刻了解我党和我国人民为探索正确的革命道路而走过的艰难历程和付出的巨大牺牲，从而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更自觉地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更好地继承和弘扬红军长征精神，把红军长征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一代一代传下去，万众一心、艰苦奋斗，争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长征”的胜利。

　　今年８月我拜访了９１岁高龄的老红军干部、张闻天夫人刘英同志，请她谈长征。

　　我提出，最近江泽民同志向全党提出了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的重大任务，是不是可以从领导的角度来谈谈长征。

　　听了提问，刘英同志几乎不假思索地说：“长征的胜利，关键在领导。在‘左’倾错误领导之下，我们就遭受挫折，就失败；在毛主席正确领导之下，我们就主动，就胜利。这一点，我有深切的体会，经过长征的人都有深切的体会。”

　　刘英同志深有感慨地说：“正确的领导是在同错误的领导对比中显示出来的，是在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中确立和巩固起来的。如果没有遵义会议，没有毛主席等批判‘左’倾军事路线，取代博古、李德，领导我们的党和红军，我们的党和红军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同样，要不是毛主席等坚持北上方针，同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而又适当的斗争，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就很难说有１９３５年１０月的胜利，更谈不到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三个方面军的胜利会师了。”

　　我进一步希望刘英同志谈谈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长征中的领导工作有些什么特点。这应该是长征留给后代的宝贵精神财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听了这个问题，刘英同志稍稍思索了一下，谦虚地说：“这是一个大题目，我一下说不周全，恐怕不容易说好。”在我再三请求下，她表示：“还是结合自己的亲身感受来谈吧。”


　　刘英同志说———


　　倾听下面的反映，注重调查研究，掌握变化着的敌我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这是一个特点。长征开始时，我常在宿营以后到中央队毛主席、张闻天、王稼祥那里去反映情况。运输队带的辎重太多，秋雨绵绵，道路泥泞，新兵和民夫肩膀扛烂了，脚走烂了。当时到中央队毛、张、王那里反映情况的人不少。毛主席、张闻天等还有一个习惯，每到一地，顾不得吃饭休息，就研究各个部队发来的电报，还尽可能地找报纸来看。下面部队得到报纸也往中央队送。那些地方报纸，大多是用土纸印的，质量很差。可是毛主席、张闻天等把它们当宝贝一样，看得很仔细。反面文章正面看，从中了解敌我情况。看到什么地方在“剿匪”就高兴，说那个地方既然有“匪”可剿，可见得那个地方还有红军活动啊。看报看出最可喜的事是知道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那是１９３５年９月２１日，毛主席、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到了甘肃南部的一个小镇哈达铺。先头部队送来一批天津《大公报》，他们几个看后高兴极了。从报上得知，陕北２３个县，全有红军或游击队活动。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主力部队有三个师１万多枝枪。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有精兵３０００，已经转移到了陕甘边界。从报上了解了这些情况以后，党中央作出了把陕北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的至关重要的决定。

　　作风民主，搞好团结，这也是一个特点。博古、李德搞“一言堂”，大家噤若寒蝉，不敢说不同意见。遵义会议改变领导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从家长制变成了民主制，“一言堂”变成了“群言堂”。张闻天１９３５年２月１０日在扎西第一次向党和军队干部传达遵义会议决议，这个会就开得很民主。他传达完以后，让大家自由发言，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我在那个会上发言批评了我们少共中央局的书记凯丰同志。遵义会议后对毛主席的军事指挥一开始也不是大家都理解、都信服的。不同意见，都反映到张闻天那里。有当面谈的（如王稼祥），有写信的，有发电报的（如杨尚昆、刘少奇），都是军队的负责人啊！张闻天同毛主席商量，决定开会讨论，统一认识。这就是渡过金沙江以后开的会理会议。我作为中央队秘书长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开展批评是严肃、尖锐的，但作风是民主的。通过这次会议，增强了团结，克服了离心倾向，毛主席军事领导的地位也更加巩固了。

　　正确处理党内矛盾是维护和加强团结的保证。毛主席、张闻天、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既讲原则性，又讲灵活性，又团结又斗争，懋功会师以后一段，我是亲身经历了的。我就曾经跟毛主席一起到张国焘那儿去谈过。一进去，毛主席就说：“今天我给你带水来了。”张国焘听了一下子没会过意来。毛主席就说：“《红楼梦》里的林妹妹不是说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吗？”张国焘不由得笑起来，气氛就好得多了。还派干部到四方面军中去做工作。经过反复讨论，张国焘在会上也不得不同意北上。对于张国焘在组织问题上的要求，毛主席、张闻天、周恩来等从大局出发，作了不小的让步、妥协。闻天自愿让出总书记的职位，毛主席没有同意，恩来同志把总政委的职务让给了张国焘。但对张国焘攻击遵义会议右倾、搞调和主义等等，则坚决顶回去，并一直坚持博古、周恩来仍然担任中央常委。所以，党中央领导集体是很团结的。张国焘后来要危害中央，以至于后来另立中央，这些分裂活动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第三个突出之点是，十分重视政治工作。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建立起来的一套政治工作机构和制度，在长征路上一直是坚持的。支部建在连上，连有指导员，向上一级一级直到师、军团都有政治委员，还有政治部。各级政治工作机构和干部在长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在长征中，主要是做政治工作的。我们掌握部队的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做工作。有闹情绪想回家的，耐心地说服。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政治部门研究提出执行民族政策的具体意见和按照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应该注意的事项，一直贯彻到连队，告诉每一个战士。官兵平等，也是红军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有了这一条，官兵一致，生死与共。朱总司令的夫人康克清，长征中担任总部警卫连的指导员，就很少骑马，她的马都让给伤病员骑。干部犯了纪律，战士照样批评。有一次中央队的警卫队开会，毛主席听到战士发言激昂慷慨，问我：“为什么事这样激烈啊？”我告诉他：“因为队长利用职务之便，多吃了一点盐，支部开会批评他。”那时盐很珍贵，开饭谈不上吃什么菜，有盐就是美味了。毛主席听了连说：“真的平等了，真的平等了。”

　　第四个特点是中央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同甘共苦，没有一点特殊化。长征中粮食紧张，在我们中央队，上至毛主席、张闻天，下至普通警卫战士，都是一人一份，不分高低。有一件事，令我特别感动。过草地之前，大家都准备吃的。前方部队给中央送来了一头牦牛。警卫队把它宰了，每人分一点，晒牛肉干当干粮。毛主席吩咐首先要照顾休养连。警卫队长就一份份分好后送去。贺子珍当时在休养连，给她的一份比给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等几位老同志的稍微多了一些。毛主席知道后很生气，把我找去，说：“贺子珍的怎么可以比徐老他们的多呢？我可不能特殊！你替我找邹队长，一定要给这几位老同志补上。”邹队长很为难，肉已经分完了，没有办法，只好从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的份子里割点下来，给几位老同志送去，毛主席这才放了心。领导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不搞特殊化，这样的队伍必然是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的。

　　刘英同志说：“长征取得胜利，同有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也是分不开的。在军队，军团长、政委不用说，就是被毛主席称为‘小将’的师长、团长和他们的政委，都是在战斗里成长起来的。在地方工作部，也有一批久经考验的、善于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干部。”她历数长征中在地方工作部先后一起工作过的同志的名字：罗迈（即李维汉）、陆定一、吴亮平、潘汉年、贾拓夫、蔡畅、阿金（即金维映）、王观澜、谢唯俊等。她分析这些同志的共同特点：一是觉悟高。都是经过大革命和反“围剿”战争血与火的锻炼的忠诚战士。二是有水平。都比较认真地学习过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能够从路线上分清是非，反对“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能够比较自觉地根据实际情况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三是能力强。都富有实际工作经验，遇到困难有办法，能够独当一面，独立地解决问题，克服困难，打开局面。刘英同志说：“各个时期的干部有各个时期不同的特点，这是历史形成的。我们这一批干部都是历经大革命、反‘围剿’和长征的考验而成长起来的，是几经大浪淘沙之后存留下来的，反映了那一个时代的干部素质。现在这一代的干部会遇到新的问题，要克服新的困难。江总书记提出的干部政治业务素质的五个基本要求，今天的干部应该努力做到。在实现这些基本要求的时候，我想长征的精神，红军的传统，应该在今天的干部中间，尤其是党政军高级干部中间，得到继承和发扬。有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为实现理想而忘我奋斗的坚定信念，有了艰苦奋斗的精神，自觉奉献的精神，不怕牺牲的精神，有了民主团结的作风、实事求是的作风，我们就能战胜一切困难，开辟胜利的前途。这是我对于革命后来人的最为殷切的希望。”（程中原）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６０周年。抚今追昔，心潮起伏，６０年前那一幕幕悲壮的场面又浮现在眼前……

　　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铁流泻处，哪里没有一曲动人的悲歌？红军跨越１１个省，所到之处，哪里没有浸透着红军战友的热血？往事令我时时萦怀，我常自问，是什么力量把中华民族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聚集在一起，他们明知征途有艰险，却毫无畏惧，万死不辞，前仆后继地奔向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这种力量就是永存的长征精神。


　　什么是长征精神？


　　长征精神就是一往无前、所向无敌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１９３４年８月，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八十九师到达我的老家四川省苍溪县。当时我在苍溪中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我和２３名同乡小伙伴一起加入了红军的行列。正好赶上了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的尾声，接着参加了广昭战役、陕南战役。１９３５年３月，随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告别了生我养我的家乡，踏上了长征征途。这一去就是１８年，当年苍溪曾输送了３万多优秀青年参军，待１９５２年我重返故里时，幸存者不过几百人。同我一起参军的２３名小伙伴只剩下３个人。他们大部分都牺牲在长征途中。记得当年红军驻扎在大金川时，我任武工队队长。一次与少年先锋队指挥部的熊作方同志一起去联络被敌人围困在崇化县照壁山一座喇嘛寺中的妇女独立连，当我们到达喇嘛寺时，只见残垣破壁余烬未熄，我３０余名红军女战士全部被敌人枪杀。其中有一个我认识的达县籍女战士高丽生，是一个中学生，年仅１６岁，临牺牲前仍紧握手榴弹，怒目圆睁，此情此景让我终生难忘。像这样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长征途中不胜枚举。特别是我西路军指战员在与马匪的浴血奋战中，更是演出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活剧，两万多红军战士几乎全部壮烈牺牲，仅存４００多人。在这之前，１９３６年１０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县会师后，西路军政治部副主任曾传六曾要调我到西路军任抗日少年先锋团组织股长，而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决定我留在红军总部政治处，我才幸免于难。西路军的抗日少年先锋团几乎全军覆灭，西路军抗日少年先锋团政治处主任莫异明同志硬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死里逃生，１９３８年返回延安，脸上仍留着被敌人马刀砍下的伤疤。可以说，我是那一场场腥风血雨的幸存者，也是那一幕幕悲壮历程的见证人。

　　长征精神就是万众一心、团结拼搏的革命集体主义精神。在长征的行列里，有年过半百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有稚气未尽的红小鬼，有男同志，也有女同志，还有少数民族同志。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扶老携幼，生死相助，汇成了一股无坚不摧的革命洪流。当时，我刚满１６岁，长途跋涉使我疲惫不堪，有时走着走着就睡着了。一次在草地暂时休息后，我懵里懵懂地跟着部队出发了。走到半路才发觉枪丢了，我吓出了一身凉汗。正要回身去找，忽然看见干部大队指导员傅崇碧同志帮我扛着枪，他严肃而又和蔼地对我说：“罗青长，死人也要守着四块板板么！你这个当兵的，怎么敢把家伙丢了？”当时，我又羞愧又感激，这件事让我终生难忘。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我们红四方面军３次过雪山草地，每一次我们都有一些红军战士长眠在那里，而每一次我们都是依靠集体的力量闯过了这些生命禁区。１９４２年我在延安看到四川大学几个青年学生写的重访雪山草地路的调查报道，标题是“白骨嶙峋……”，使我感慨万端，不禁潸然泪下！记得过岷山时，大雪弥漫，寒风怒号，有些红军战士被冻死在那里。与我同班的姜钟同志由于年小体弱，又得了雪盲症，行动十分困难。班里的战友们发誓，“决不让一个人掉队，就是背也要把姜钟背出雪山。”高山缺氧，空气稀薄，一个人行走都气喘吁吁，再搀扶一个人，困难可想而知。但我们就是凭着阶级友爱，共同战胜了困难。藏族同志天宝（桑吉悦希）也是这样相互扶携挣扎着过了草地。直到后来见面时，他仍称呼我为“老班长”，可见战友感情之深。还记得１９３６年夏，我率武工队完成筹粮任务寻找部队，在丹巴县的两河口发现渡河的桥梁被敌人烧毁，桥下水深湍急，我们会游泳的人不过半数，而敌人追兵将至，子弹横扫，情况十分危急。这时我急中生智，令大家解下绑腿，连结成绳，然后会游泳的人和不会游泳的人交叉抓住绳索，一起下到水中，顺流而下，终于在敌人赶到之前到达了东岸的红九十一师师部。

　　长征精神就是战天斗地其乐无穷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长征途中，无论敌人多么凶残，无论党内斗争多么严峻，也无论自然条件多么恶劣，红军指战员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对革命前途充满着信心。一次战斗中，我和于桑同志同在大金川崇化县的独松渡口的一条战壕里，敌人一阵子弹扫来，把我们埋在尘土里，两人脸上沾满鲜血，也不知谁负伤了，我们抢着为对方包扎，擦掉脸上的血迹，于桑抹了一把脸，朝我微微一笑。这一笑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它充满了对死神的蔑视，也充满了对革命的信心。这种微笑我在廖承志同志的脸上也见到过，那是在一个特殊的场合。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７日，我在巴中县川陕省第四次党代表会上，亲眼看到廖承志（何柳华）同志被张国焘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起来，我以为他被害了，不知下落。后来才知道只是慑于他父母的声望和党中央知道他在红四方面军中，才没有对他下毒手。长征途经北川县的石崖下，正在躲雨，我惊奇地与他相遇，乘卫兵不备，我想询问他的情况，安慰他几句。谁知他毫无沮丧之意，风趣地向我吐了吐舌头，然后是他那特有的微微一笑。红军指战员就是以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嬉笑斗逆境，迎接并战胜长征途中的各种艰难险阻。爬雪山过草地时可以听到指战员们的歌声、笑声。李伯钊同志率领的红星剧社在战斗间隙给红军将士们演出精彩的文艺节目。１９３５年６月，在黑水芦花庆祝红一、四方面军会师的晚会上还演出了苏联红军的踢踏舞等。过草地时，不知由谁作曲的《打骑兵歌》不胫而走，在红军中广泛流传，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歌词其中有：“无敌的红军是我们，打败过蒋贼百万兵，努力再学打骑兵，我们百战又百胜。”

　　纪念长征胜利６０周年，自然让我想起那些长眠在长征路上的战友们。和我同班的一个小伙伴，生性活泼，平时总爱张着嘴乐，我们叫他“叉口”。过草地时，由于饥寒交迫，他倒下去了，临牺牲前，他拉着我的手说：“罗青长同志，我不行了，你们去把红旗插遍全中国吧！”几十年来，这句话始终萦绕在我的耳边，一直在激励着我，鞭策着我。

　　纪念长征胜利６０周年，更使我想念尚健在的红军老首长和老战友。我们现在年事已高，聚会的机会不多了，借此短文转达我对他们的敬意和问候，祝他们在新的长征中，健康长寿，再立新功！

　　纪念长征胜利６０周年，我更殷切期望青年一代永记长征精神，不忘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当年红军长征时，指战员绝大部分是２０岁左右的青年，他们为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做出了惊天动地的英雄业绩，名扬世界，永载史册！我也相信当代青年一定能够接过前辈长征的火炬，肩负起振兴中华的重任，让伟大的红军长征精神代代相传！